他是經濟學家、教育家，也是創新者、改革者。“35年前我剛到美國，拿到獎學金后就去買了自己的第一部相機，后來用這部相機記錄了很多在美國的生活和學習的情況。”當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接受新華網專訪時，看到攝影記者的相機，立刻將時空拉回到那個他“夢想”開始的年代。就在幾天前，錢穎一剛剛榮膺“中國經濟學獎”——中國經濟學領域的最高獎項。如果說，這個獎項是對他關于中國經濟改革的經濟學研究的一個見證，那么，他在今年10月出版的兩卷本《大學的改革》的“鏡頭”，則記錄了他在清華經管學院推動教育改革的前行之路。而錢穎一在經濟學界和教育界兩者間的“跨界”，更是為我們講述了一段別樣的故事。

特聘教授們與中國的經濟管理學院

錢穎一至今仍舊清晰的記得，2002年9月走進清華大學主樓后廳，給學生講授《經濟學原理》課時的情景。

2001年6月，清華經管學院首任院長朱镕基辭任。7月，接任的趙純均院長找到錢穎一，希望能夠通過他邀請一批海外知名的華裔經濟學家到清華任教。而朱總理那句著名的“教師是教育的根本推動力”就是在那年4月份召開的學院顧問委員會會議的講話中提出的。

錢穎一回憶，從2002年秋季學期開始，他到清華經管學院擔任特聘教授。同他一起到清華擔任特聘教授的海外華人經濟學者還有田國強、周林、洪永淼、謝丹陽、白重恩、李稻葵、許成鋼、王一江等。事實上，為了能使這些海外學專家回國任教，錢穎一在“特聘教授”制度上做了不少創新。當時關于“清華百萬年薪特聘教授”一事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豈不知，百萬年薪是四位教授一年的薪酬和研究經費的總和。

錢穎一介紹，“當時很多國內出國留學的人都已經在國外很長時間。我是1981年去的美國，到2001年已經有20年，當時已是有終身教職的正教授。其他的學者也都擁有正教授或副教授的教職。在當時的情況下，讓大家立刻全職回國并不現實。我就一直琢磨這個事情，最后搞出一個制度創新，就是特聘教授。如果只是訪問教授，通常時間都很短，而且沒有長期承諾。為什么特聘教授制度是每年三個月呢？這是因為美國大學通常只發九個月的薪酬，另外的三個月時間，教授是自由的。所以我們的特聘教授制度，是四個人為一組，每個人三個月，正好能夠覆蓋一年的時間。這樣就與美國大學的制度不沖突了。”

后來，MIT的王江教授召集了9人的金融學教授團隊，哥倫比亞的姚大衛教授帶領4人的管理科學與工程教授團隊，再加上錢穎一召集的15人的經濟學教授團隊，清華經管學院的28人特聘教授團隊以嶄新的面貌亮相。據錢穎一介紹，當年這15位經濟學特聘教授當中，現在有10位已經是中國知名高校經濟學院或管理學院的院長了。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我在功利領域思考非功利”

“我本科是學數學的。后來到了美國，發現用數學模型可以來研究和闡釋經濟，這對當時的我是一種大開眼界。我博士畢業之后在三所美國大學任教，從助理教授做到正教授，對美國的高等教育體系有切身的體驗”。錢穎一從學生到教授，經歷了美國東部和西部六所頂尖大學，包括哥倫比亞大學、耶魯大學、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馬里蘭大學、伯克利加州大學。這在當今學人的圈子里，也是屈指可數的。

或許正是因為錢穎一對于東西方教育體系的熟知，使得他在2006年回國擔任清華經管學院院長后，為清華大學——這座中國高等學府的頂尖代表，以及清華經管學院，帶來了變化。而這些變化，也可以看作是中國高等教育變化的一個縮影。

在錢穎一看來，中國教育中的一個問題是“短期功利主義”，就是急功近利，急于求成。錢穎一說，“中國的經濟、金融、管理等專業過熱。清華、北大這樣的學校，每年招收的高考分最高的學生中，不少人報考這些專業。但是一些學生其實對經濟、金融、管理并不感興趣，只是因為老師和父母說，你考了這么高分，不報經管可惜了。而經管學院的畢業生，更是趨之若鶩地投奔投資銀行這類金融機構。但是，如果放在其他國家，最優秀的人的選擇很多樣化，包括去學法律和醫學。在我國，經濟管理是比較功利的專業，但我一直在思考如何讓學這些專業的學生不那么‘功利’”。

錢穎一擔任清華經管學院院長后，去“短期功利”的改革一直在進行。通識教育，是清華經管學院本科教育改革中一張閃亮的“名片”。2009年秋季學期起，清華經管學院實施新的本科培養方案。《中文寫作》、《中文溝通》、《中國文明》、《西方文明》、《心理學概論》、《批判性思維與道德推理》等看起來不那么“功利”的課程，進入了清華經管學院新的培養方案當中。錢穎一說，“通識課的這些內容，看起來并不會為我們帶來什么短期的獲得，但是它們對一個人一生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是長期的。”多年的持續改革，讓清華經管學院收獲了肯定。在2014年，《通識教育與個性發展相結合——經濟管理本科教育改革理念與實踐》獲得了每四年一次的國家高等教育成果一等獎。

其他方面，也在悄然發生著變化。在清華經管學院，包括錢穎一在內的一些頂尖學者，一定要走進大學本科生的課堂，為本科生講授基礎課程。他們認為，如果說大學教育要對學生產生大的影響，首先就是本科生。而本科階段的教育，更多的是塑造“人”，這是最重要的。

錢穎一在他的新書《大學的改革》中寫道，“這些年來，我在清華經管學院沒有帶過一個博士生，沒有申請過一筆研究經費，也沒有主持過一個自己的研究中心、研究院或研究所。”這些年來，他更多的是專心致志地在經濟管理學院推進教育改革。他說，“教育改革比經濟改革更艱難，但是對社會和國家的貢獻卻會十分巨大”。

錢穎一一直堅信，經濟學家在推動教育改革上可以發揮很大作用。錢穎一經常把復雜的中國經濟改革問題概括為簡單的兩類問題，一個是資源配置問題，就是讓市場發揮作用，把資源配置給最有效率、最需要的人、企業和機構；另一個是激勵問題，就是把激勵搞對，讓每個人、企業和機構都有提高效率的積極性。錢穎一在思考教育改革問題時，也把它概括為簡單的兩類問題：一是實踐現代教育理念，二是建立現代大學制度。他把眾多的和復雜的教育和大學改革的問題，分別納入這兩類問題之中。

教育中的均值與方差

“我們不能完全否定中國教育，畢竟中國大規模的基礎知識和技能的傳授很有成效，使得中國學生在這方面的平均水平比較高。用統計學的語言就叫做‘均值高’，甚至是一些發達國家都望塵莫及。”從PISA（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國際學生測評項目中，上海學生在三個科目（閱讀，數學，自然科學）的表現名列前茅就可見一斑。

但是中國教育同時存在“方差小”的問題，就是極其優秀出色的人太少。錢穎一坦言，過去出國讀本科的學生還不多，清華錄取的都是各省的最高分，那就是該省中最高分的學生。但是現在有很多孩子在高中畢業后選擇出國讀本科，而國外頂尖大學的本科錄取標準又非常嚴格。所以，雖然清華現在錄取的仍然是各省最高分的學生，但是樣本已經發生了變化，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極其優秀的人才的產生，方差會變得更小。

錢穎一指出，中國教育在培養知識和技能上是“高均值、低方差”。這種教育優勢對推動中國經濟在低收入發展階段的增長非常重要，因為它適合“模仿和改進”的經濟發展方式。所以，我們不能完全的否定中國教育的作用和成績。

但是近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和經濟增長速度都發生了變化。錢穎一強調，“一個國家在低收入階段，經濟發展主要靠模仿和改進，人才‘方差’小無妨大局，甚至還是優勢，只要均值不低。但進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當需要更多以創新驅動發展時，‘方差’小就會顯現出一定的制約，因為創新和創造力的缺乏”。

錢穎一說，“在經濟學里，人有雙重作用：一方面，人作為勞動力是投入品，是工具；另一方面，人還是消費者，所有的投資最終都是為了消費，所以人也是目的。如果把人看成是目的，那么除了消費，人還有其它價值：人的尊嚴，人的自由等，都很重要。中國教育的任務，不僅要關注如何培養杰出人才，更要關注如何培養真正的‘人’。教育必須樹立‘育人’重于‘育才’的觀念。”

經濟發展階段決定教育走向

作為經濟學家，錢穎一經常被人問及關于經濟本身的問題。但在錢穎一眼里，教育改革事關中國經濟發展的未來，更事關中華民族在人類文明中的地位。

過去十年，中國從低中等收入國家邁向中等收入國家。接下來的十年，中國會從中等收入國家邁向中高等收入國家。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告別低收入和高增長，這種新常態是長期的。錢穎一指出，“未來的五到十年很關鍵。中國經濟必然轉型，消費提升，服務業比重擴大，制造業升級”。經濟轉型的關鍵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錢穎一說，“一種流行觀點是把結構性改革等同于結構調整。其實不然。結構性改革的實質，是通過改革降低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同時矯正市場扭曲，促進創新。結構變化只是結構性改革后市場發展的結果。所以，結構性改革不等于結構調整，而是深層次的改革”。

錢穎一解釋，推動教育改革與推動經濟改革有著類似的邏輯。經濟學的視角和分析方法讓他能夠用更為有效的方法思考并解決教育中存在的問題。經濟學家善于在資源約束條件下進行資源最優配置、設計激勵機制，用簡潔的模型聚焦問題的實質：“長期進行轉軌制度研究所形成的思維習慣，讓我特別注意要在改革中考慮各種約束條件，包括制度條件和歷史條件；同時，比較經濟學讓我善于從國際比較中尋找到適合中國國情的最優或次優方案；對中國經濟改革和企業改革的長期研究，又讓我深刻體會到試點、漸進和言行關系的重要性。在教育領域中推動改革，我遵循了與經濟改革同樣的邏輯和方法。”

供給側改革：“謀”事在政府 “成”事在民間

錢穎一是改革開放以來最早一批在海外接受系統的現代經濟學教育的中國經濟學家之一。他的老師，200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馬斯金（Eric Maskin）曾這樣評價他：“錢穎一天賦非比尋常，希望中國的經濟學后生們可以繼承錢穎一等人開啟的傳統。”

錢穎一目前是多個經濟金融類專業組織的成員，為中國的發展和改革出謀劃策。

2007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速逐漸放緩，盡管需求刺激持續釋放，但是效果甚微。與此同時，舊有經濟模式的增長疲態顯露，以“互聯網+”為依托的新經濟風生水起，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分化正日趨明顯。為適應這些變化，在優化提升需求管理的同時，迫切需要改善供給側的環境、優化供給側機制，增強經濟發展的新動力。

錢穎一解釋說，“過去我們總是講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其實它的背后是短期需求側的經濟模型。而分析經濟中長期增長問題，要用供給側的增長模型。現在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不是周期性、短期的，而是趨勢性的，是我國經濟進入了中等收入階段后的新常態。”

“發展新動力，打造‘雙引擎’，說的很清楚，就是一方面打造‘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另一方面增加‘公共產品、公共服務’。中國經濟的韌性其實很強，不僅表現在政府的調節能力很強，更重要的是表現在民間的積極性和自我調節能力更強。”錢穎一指出，“硅谷為什么創新企業那么多，因為束縛少；深圳為什么成為了創新的代表，因為是特區，限制少。限制少了，企業的自我調節、自我發揮的空間大了，創新自然而然的就會產生。”

錢穎一說，“我們現在是人均8000美元的發展水平了，需求結構的變化需要創新成果來滿足”。他掏出自己的手機，“在喬布斯造出iPod之前，誰會想到MP3音樂播放器可以做成這樣。出了iPhone之后，全世界又都重新認識了智能手機。所以，需求不是一個靜態的概念。未來中國經濟越來越多地依靠創新，而創新不是由現有需求決定的。政府刺激需求都是指已有的需求，但是它沒有考慮到很多潛在的需求是需要創新才會顯現的。‘新常態’不僅是狀態的變化，還需要我們的心態的改變。‘新常態’很大的意義在這里。”

錢穎一的話題總是離不開教育、離不開經濟、離不開創新、離不開改革，而他們又都是互聯互通的。他常愛引用愛因斯坦的話：“大學教育的價值不是學習很多事實，而是訓練大腦會思考”；“培養獨立思考和判斷的一般能力應該始終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不是掌握具體的知識”。如同中國經濟的發展需要與時俱進地調整增長方式，中國教育的發展也需要加強創新時代所需要的批判性思維和創造性思維教育。作為經濟學者，錢穎一相信，自己目前的“邊際影響力”在教育領域會大于在經濟學研究領域。或許，正是因為真正懂得經濟和教育，錢穎一才能為自己標注出如此深遠和精準的坐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