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說培養了國人的網購習慣和文化,但阿里巴巴的存在感與影響力卻不僅僅只體現在網絡上。最新的例子是,2017年新年伊始,阿里巴巴集團披露了2016年度納稅情況等七項數據:阿里巴巴集團以及螞蟻金服集團2016年合計納稅238億元,帶動平臺納稅至少2000億元,創造了超過3000萬的就業機會。阿里巴巴集團CEO張勇表示:“不管未來世界經濟形勢多么的波譎云詭,還會遭遇多少的波折和困難,在這樣的時候更要堅持理想,承擔責任,創造出新的發展之路,也只有這樣,才更能體現一家企業的價值以及作為企業家的精神和擔當。”

這并非阿里巴巴第一次披露自己在納稅和帶動就業等方面的綜合數據。如早在2013年,阿里巴巴就以70億元的納稅額成為中國互聯網公司納稅第一名;2014年,阿里巴巴納稅總額首度邁過百億大關,為110億元;2015年納稅178億元。

其實,無論是從納稅還是從就業等對社會經濟發展的貢獻上,阿里巴巴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一點過去之所以長期被忽視,一則是因為作為互聯網企業,人們對之的認知也往往側重于虛擬的一面;二則還是由于,較之于傳統的實體經濟模式,人們對于阿里的感知多體現于無處不在的生活方式的構建上,而阿里的存在感也多以各種潤物細無聲的創新服務來體現,數據的說服力反而并沒有那么重要。但并不能就此否認阿里本身對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巨大推動作用這一事實。

在阿里巴巴公布去年的數據前,多位企業界大佬,包括宗慶后、董明珠等發起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爭論。在某種程度上,阿里所公布的數據是對這場爭議最具說服力的回應。事實上,實體與虛擬之爭一直未有停歇,只不過在傳統實體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今天,這一爭議被放大,而個別企業家,甚至用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對立,來解釋當前濟下行的原因。

根據業界和學界對于實體經濟的定義,阿里巴巴這樣的互聯網公司其實本就不存在實體還是虛擬之爭:實體經濟是指物質的、精神的產品和服務的生產、流通等經濟活動。很顯然,阿里所深耕的流通領域,也屬于這一傳統實體經濟的定義范疇。只不過,其更多是以互聯網的新面貌出現,稱之為新實體經濟或許更恰當。但無論從哪一角度來看,將之于實體經濟對立,都是錯誤的。

如果說虛擬與實體之爭本身就是一個偽問題的話,那么借由這場爭議來厘清當前經濟發展中的觀念誤區,倒是一個不錯的契機。當前所謂的經濟模式與范式之爭,放到更長遠的世界經濟發展歷史中來看,其實也非孤立。頗具代表性的是,世界第二次工業革命并未發生在英國這樣的老牌工業強國,而借助于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契機,美國、德國等國家卻迅速崛起。盡管其中原因較為復雜,但過于仰仗既有工業基礎,而輕視新的工業革命潮流,卻是英國等國家進入相對落后期的一個重要原因。從某種程度上而言,我們當前的虛擬與實體之爭,同樣要警惕重蹈過去英國的覆轍。

以航天技術、電子計算機的應用等為代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其實已成為當前世界經濟發展的最重要潮流。特別是互聯網的普及,徹底顛覆了傳統經濟發展的范式與結構,其首先表現在,如果繼續沿用過去的標準來衡量當前的經濟模式,已經嚴重不適;其次,作為企業,若固守實體與虛擬的二元化標準來進行自我定位,很可能陷入故步自封之境。正如有觀察所指出的,當前不是實體經濟互聯網化,而是互聯網必須深入實體經濟內部。如果聲稱做“實體經濟”的企業家看不到這一點,甚至將經濟增速下降的責任推給“虛擬經濟”的發展,不僅將形成社會性誤導,也很可能將自己推向被淘汰的邊緣。

“企業沒有實體虛擬之分,只有好企業壞企業之分。”而衡量一個好的企業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要看其能否掙脫舊觀念的束縛,戮力向新的社會需求和時代大勢靠近,永遠跟上并引領社會的潮流。就此而言,以阿里巴巴為代表的“新實體經濟”顯然作出了正面的示范。時代必將證明,“新實體經濟”不會被實體與虛擬之爭所羈絆,而只會繼續向前。(胡海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