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坡洞遺址由A洞、B洞和C洞組成，以A洞文化堆積最為豐厚。遺址發現10余處用火遺跡、2處活動面、7座墓葬以及大量地層關系明確的文化遺物。根據地層疊壓關系以及出土遺物，遺址可劃分為五期。第一期文化特征以硅質含量較高的石灰巖打制石制品為主。第二期發現6座墓葬，出土遺物主要是燧石為原料的細小打制石制品。第三期發現一座墓葬，開始出現磨制石器。第四期陶器出現，但數量較少，器類簡單。第五期出現方格紋陶器，數量極少，但燒制火候顯著提高。“牛坡洞遺址使黔中地區首次建立了從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年代序列。發現的墓葬填補了貴州地區史前洞穴遺址中不見墓葬的空白，為研究該地區史前人類體質特征提供了重要線索。”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傅憲國表示。

“半拉山紅山文化墓地2009年發現時已被盜掘，近年來又連續被盜。經國家文物局批準，2014年至2016年對其進行搶救性發掘。”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樊圣英介紹，遺址發掘面積約1600平方米，清理墓葬78座、祭壇1座和祭祀坑29座。該墓地陶器出土最多，石器以打制為主，玉器多出自墓葬內，數量較多，保存較好，制作精美，器形豐富。此外還出土了10余件陶質、石質人像，部分頭像體量較大。“該積石冢層位關系明確，為研究積石冢的修建過程提供了完整材料，彌補了以往紅山文化積石冢發掘欠缺的一些現象。墓地布局、墓葬結構等對紅山文化埋葬習俗及中華文明起源研究具有重要意義。”樊圣英說。

“石家河遺址是長江中游地區目前發現面積最大、延續時間最長、等級最高的史前聚落。”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孟華平表示，2015年至2016年，對該遺址核心區域進行勘探并發掘了譚家嶺、印信臺、三房灣等遺址。新發現的譚家嶺古城遺址城垣由較純凈黃土堆筑而成，呈不規則圓形，面積約20萬平方米，為認識石家河古城形成提供了重要線索。印信臺遺址位于石家河古城西城壕的西側，共揭露出5個人工黃土臺基、6組套缸遺跡等祭祀遺存，為研究石家河古城的功能分區提供了重要資料。對石家河古城外圍高崗、低地的系統勘探以及對三房灣遺址南部發掘獲取的資料，有助于深入了解石家河遺址群的整體布局與結構。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長孫周勇介紹，2016年，石峁遺址皇城臺發掘工作集中在門址處，發掘揭露了廣場、甕城、南北墩臺、門道等，其中廣場由南、北基本平行的兩道石墻及甕城東墻圍成，平面呈長方形。甕城位于廣場內南北墩臺中間，是一座石砌單體建筑。南北墩臺位于廣場中部，平面均呈長方形。門道位于甕城內，保存較好。該遺跡2016年發現的較為重要遺物有銅器、石范、玉器及骨針“制作鏈”相關遺物，其中骨針“制作鏈”相關遺物的發現，預示著皇城臺頂部偏向西北某處可能存在制骨手工業作坊，為探索皇城臺頂部聚落結構和石峁城址內部功能區劃提供了重要線索。“考古隊將以皇城臺的發掘為重點，加強對石峁遺址‘透物見人’的研究以及其同其他遺址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的比對分析。”孫周勇表示。

吉仁臺溝口遺址總面積約8萬平方米，共發掘2500余平方米，清理房址20座、墓葬8座，出土陶器、石器等遺物1000余件（組）。其房址可分為大、小兩種，大型房址面積100至400平方米，分布相對獨立。墓葬分布零散，規模較小，葬式葬俗較統一，隨葬遺物較少。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阮秋榮表示，該遺址是目前伊犁地區發現面積最大、時代最早的青銅時代聚落遺址，對于認識伊犁地區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的具體面貌及研究當時社會組織結構、發展階段等提供了重要資料。遺址內發現的目前新疆乃至中國較早的鑄銅陶范、風管等，可以明確遺址存在鑄銅活動，對中國冶金考古研究意義重大。遺址內發現的使用煤的遺跡，將煤開發利用的歷史上推近千年。

西朱村曹魏墓于2015年在西朱村村民遷墳過程中發現，經國家文物局批準，隨后對墓葬進行搶救性發掘。截至目前，勘探總面積140余萬平方米，共發現兩座大型墓葬（M1、M2），均無封土和陵墓園遺跡。目前發掘基本結束的M1為帶長斜坡墓道的明券墓，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組成，出土遺物主要有陶器、鐵器等共500余件，以及大量刻銘石牌。這些刻銘石牌此前僅見于曹操高陵，具有較為明顯的時代和等級指向。“曹魏時期墓葬在全國發現較少。這座墓葬雖被嚴重盜掘，但仍出土了一批重要遺物，特別是出土的大量刻銘石牌，為研究曹魏時期高等級墓葬的隨葬品組合和喪葬禮儀等提供了珍貴史料。”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館員王咸秋說。

此外，內蒙古化德縣裕民新石器時代遺址、陜西鳳翔縣雍山血池秦漢祭祀遺址等7項入圍2016年中國考古新發現。2016年還首設國外考古新發現，烏茲別克斯坦明鐵佩古城遺址入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