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浮躁社會中，財富能力、社會地位、顏值、情感……等等“成功”標簽，正在固化無數奮斗在大城市人的終極夢想。

然而，有那么一群人，沒掙到多少錢，卻費了不少力、吃了不少苦，他們并不刻意去追求社會的普世成功，卻在自己熱愛的領域，做出了世人可能并不知曉，但絕對意外的成績。

——劍走偏鋒，自繪人生

1895?年12月28日，在巴黎卡普辛大道14號大咖啡館的印度廳內，正式公映了由L.盧米埃爾攝制的“工廠的大門”、“火車到站”、“嬰兒的午餐”等12部實驗性的影片——最早的電影，是記錄片。

一百二十年過去了，紀錄片這個現代電影先驅者，好似在時光中中漸漸迷失自己，不再是大銀幕的常客，漸漸淪為邊緣。

“紀錄片為什么非得在票房上‘悲情’，才被認為是‘成功’呢？”曾創作過紀錄片《喜馬拉雅天梯》和《麗江·拉夫斯基》的導演蕭寒很困惑。

一直致力于讓“一個電影類型重新回歸到他應該有的電影市場”的蕭寒聲音沙啞，面容疲倦。為了宣傳《我在故宮修文物》大電影，十幾場路演的間隙，他記不清這是第幾次接受媒體的采訪了。

這條重返之路上，重復的吆喝必不可少，蕭寒甘之若飴。

然而，重返之路太長，2016年太短，故宮的文物還沒修完，他卻仍在堅持。

紀錄片導演蕭寒，創作了《喜馬拉雅天梯》《麗江·拉夫斯基》《我在故宮修文物》

“風吹過的聲音”

蕭寒沒有想過他的第三部紀錄片會以這樣的方式重返大銀幕。

2016年年初，《我在故宮修文物》循規蹈矩地正走著大部分中國紀錄片走過的路：在紀錄片頻道播出，分銷給幾個視頻網站，在紀錄片迷中小范圍傳播一下。然后……然后基本上就沒有然后了。

誰也沒有想到，尋常路中居然會出現意外。

是的，意外之喜出現了，三集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在Bilibili彈幕網站意外爆紅了。

視頻點擊量超過200萬，彈幕六萬余條，好評如潮，收獲粉絲無數。據悉，截至2016年12月，共有2萬人報名故宮博物院文物修復的實習工作，其中大多數是“90后”的年輕人。

“一部紀錄片能蒙觀眾如此厚愛，令我受寵若驚，同時也欣喜若狂。還真就像有些人說的那樣，我立馬決定做電影版，對，上院線！”蕭寒反應很迅速。

熱度還在，上百個小時的拍攝素材還在，出品方及時出現，蕭寒召集新團隊，擼起袖子就干。剪輯時間長達七個月，這可能是個糾結又痛苦的過程。有媒體報道稱蕭寒認為電影版唯一的遺憾是時長太短。

“我個人最喜歡的還是原來3個小時的版本，但最終我們因為市場的要求我們還是把它剪到86分鐘”，報道中這樣引用蕭寒的話。但在接受新華網記者采訪時，他又否認了這一說法。“談不上一個遺憾，每一個不同的版本都有他自己的生命力。”

這樣的平衡和取舍可能是走向大銀幕必須經歷的。但這道坎過后，障礙還有很多。國內的觀眾幾乎沒有在影院觀看紀錄片的習慣，這是回歸路上的一大障礙。

另一個障礙來自于市場中的其他選手——商業電影。由于紀錄片側重展示的是一段真實的內容，而不是一個故事。與商業電影相比，紀錄片在吸引一般觀眾方面似乎天生就有一些劣勢。

“它沒有激烈的戲劇沖突，沒有酷炫的畫面，沒有小鮮肉，只有修復師們一天又一天的日常，只有‘擇一事，終一生’的匠人之心，只有蟬鳴、鳥叫和風吹過的聲音。”

紀錄片≠苦哈哈

上映日近，爭議卻不斷。

“這就是借勢販賣情懷圈錢啊！”面對這樣的質疑，蕭寒在上映前一日發文回應：“能不能圈到錢不敢說，但我還真就想借這個‘勢’販賣一回情懷，也希望更多的年輕人能來買這份情懷。假如那些販賣‘小鮮肉’、整容臉、嚇人IP、雷人劇情的電影都能如此理直氣壯，我們來‘販賣’一下情感和人生觀又何罪之有？”

“要說‘圈錢’，在中國的電影市場里，我還真沒看到有一部紀錄電影圈到過錢，甭說‘圈錢’，就是能在電影院里排上片的都沒幾個，不賠錢都要舉杯相慶。”蕭寒一句話道出了紀錄片在電影市場的窘迫。

一直以來，紀錄片電影在中國電影市場一直是“叫好不賣座”。爆款前輩《舌尖上的中國》電影版上映一個月的票房不過才兩百萬人民幣左右。

有數據表明，2015年共有14部紀錄片有幸走入院線，全年票房加起來有6.9億元，另一面，同樣是2015年，有3部快銷式的真人秀類紀實電影上映，卻貢獻6.6億元票房。

“拍攝一千部影片，真正到院線上映的只有200部，其中盈利的還不多，這種劇情片的二八定律，對紀錄片也一樣。對于紀錄片來講，這個挑戰更加嚴峻，因為紀錄片很多，但震撼性的紀錄片不多。”在2016廣州國際紀錄片節上，資深電影發行人、上海唐德影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趙軍說，紀錄片是有希望走向市場的，但在成為“黑馬”之前，自己本身要經歷錘煉。

錘煉路上，“有多少紀錄片創作者如苦行僧一般孤獨前行。”現實雖大概如此，但但蕭寒覺得紀錄片不應該是“苦哈哈”的代名詞。

“有些人覺得，紀錄片你越虧錢越顯得你高尚，我覺得不是的，我覺得一個紀錄片能賺錢它才能更高尚，更有價值，他對整個行業、整個人類才更有價值。”

春未來，“蕭寒”正在

現實太殘酷，在年末大片潮夾縫中頑強生長的《我在故宮修文物》上映11天，票房572萬，截止12月27日，全國排片只有0.2%。

“想看但沒有排片”，有觀眾向《我在故宮修文物》官方微博賬號“吐槽”。這其實也說明了，中國電影市場的殘酷，紀錄片導演蕭寒不會是第一次體會，也不會是最后一次。

然而，在嚴寒中，仍然需要看到希望。

數據顯示，2015年紀錄片行業總投入為30.24億元，總收入46.79億元，比上一年大幅增長。在此背景下，商業院線出現越來越多的紀錄片“闖入者”：2015年，通過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審查的紀錄電影有34部，其中14部進院線放映，均創下近5年的新高。

從票房1700萬元的紀錄電影《旋風九日》到《喜馬拉雅天梯》，再到今年以6600萬元票房刷新中國紀錄片票房紀錄的《我們誕生在中國》，電影紀錄片不斷有“黑馬”跑出。

“有越來越多的作品走上大銀幕，這就是一個很可喜的事情。”蕭寒樂見2016發生這樣的變化。“今年，有更多的相同類型的電影都在共同地闖這個市場，有更多的伙伴都在加入這個市場，這都是變化。”

“但所謂的春天遠沒有到來，他還早著呢。”蕭寒說。

那么，真正的春天應該什么模樣？

“真的春天到來應該是這個模樣，每年有常態地有一定的量的紀錄片電影在大銀幕上展現，同時有一兩個明星的產品可以創造更有突破的票房成績。那才是紀錄片行業真正良性的發展。觀眾也逐漸習慣了去接受去影院里去觀影去看紀錄電影。”?（陳凱茵 游蘇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