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室的墻上，掛著一個圓形的鐘，不緊不慢地轉著，王津不時抬頭看一眼，時間、鐘表已經自然而然地成為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1。 不獨光陰朝復暮

王津，紅了，在年過半百的時候。外人都說，他紅的原因是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火了。他不太認同，他把自己的意外走紅歸結為：“打動觀眾的是文物”。

這就是王津，故宮博物院文保科技部鐘表室的修復師。他自己就像是一塊精密的機械鐘，無論外界如何，自己永恒地維持著嘀嗒嘀嗒的節奏，不急不躁，不慌不忙。

2013年，王津就曾經上過電視，中央電視臺、北京電視臺等等全都露了臉兒。那會兒，他坐在文物背后，偶爾點評解釋一兩句，全神貫注地注視著他手里的時光。

當時，一位男性觀眾徒手擊碎了故宮大殿的一塊玻璃窗，導致臨窗陳設的一座鐘表跌落受損。

受損的玻璃窗屬于故宮內西路開放區的翊坤宮正殿原狀展室。這座宮殿建成于明永樂十五年，原名萬安宮，明嘉靖時改稱翊坤宮，是明清兩代后妃居住的地方。清代慈禧太后住儲秀宮時，每逢重大節日，都要在這里接受妃嬪們的朝拜。慈禧五十壽辰時，也曾在此接受大臣們的祝賀。如今，這座宮殿保持著清末原狀陳列，向觀眾開放。但更多人熟悉這座宮殿，是因為一部《甄嬛傳》，華妃娘娘的寢宮就假設在翊坤宮里。

“華妃娘娘的鐘”被第一時間送到王津手里修復。故宮還特意組織了一次集中采訪，十多位記者一擁而入，王津不時提醒：“各位，稍微留神，尤其是背雙肩包的。屋里窄，桌上東西多。”

安頓好了長槍短炮，王津端坐在文物后邊，慢條斯理兒地說：“這次被損文物叫銅鍍金轉花水法人打鐘，是清宮舊藏，18世紀英國制造。其底部內置機芯，正面有三組料石轉花。底部上方四角亦安設轉花。文物中部為三株棕櫚樹及水法裝置。棕櫚樹托起上方的圓形時鐘，鐘上立一敲鐘人，與鐘表機芯聯動，可報時。該文物按照國家文物評定標準，為二級文物。”

全程沒打磕巴，沒有廢話，干脆利索。

他偶爾用手輕指文物，點到即止，仿佛手下不是冷冰冰的金屬件，而是一朵嬌嫩的花苞。

此時，桌上文物的真實狀態，用傷痕累累形容，毫不夸張——原本的防塵罩已經全部散架，直立鐘體上部“扭傷”，萬幸的是最嬌氣的白色表盤完好無損，但表蒙子脫落了，齒輪仍然可以運轉。

“修得好么？”

王津胸有成竹：“受損的玻璃件兒，宮內仍有原料備用，修復不成問題。”

那會兒王津還沒火，所有鏡頭都對準了他面前的鐘。這位儒雅的鐘表修復師坐在鐘后，絲毫沒有關注到鏡頭，耐心地講解著往事：這款鐘表是英國特別為中國打造的，不僅制作工藝中融匯了東方寶石鑲嵌技藝，而且出廠就是兩座。“西方制作鐘表多是一座，只有東方講究‘好事成雙’。”

如今，王津再出現在鏡頭里，依然愿意將文物放在前面。他很滿意自己的設定——最佳男配角，發揮出鐘表的最佳演技才算是他的本職工作。

2。 一弦一柱思華年

即使每天把時間握在手里，匆匆時光依然從指縫里逝去。今年，王津體檢的時候猛然發現，從小到大保持的1.5的視力下降了。

“歲月不饒人，也是該眼花了。今年視力0.8。”王津擺擺手，笑了。這笑容背后凝結著一絲不得已的悵然。

1973年，王津的奶奶去世了。12歲的少年搬去跟爺爺同住，說照顧其實有點牽強，更像是就個伴兒。

“爺爺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工作，小時候我偶爾就會去給他送飯。每次就讓送到神武門外邊兒，爺爺溜達到門口取。他一般不愿意讓我們小孩兒進宮玩，他說了這宮里一草一木都是公家的。”至今王津談起這段的時候，眼神都會發光。這是他兒時的記憶，飽含著對親人的記憶。“那會兒故宮對我而言，就是神秘的。有時候也會胡琢磨，高高的宮墻里到底有什么秘密？后來爺爺年紀大了，有時候報醫藥費、去醫務室拿藥，也是我去跑腿兒，那會兒對我而言故宮就是一個單位，每次匆匆來了就走，顧不上多看。”

1977年，王津從北京市第九十一中學初中畢業，準備響應號召下鄉插隊。10月，朝夕相伴的爺爺去世了。算是一種照顧，王津接到通知可以去故宮接班。一開始得到的信兒是去圖書館。也是恰如其分，王津話不多，目光清澈，文質彬彬的。

不過，院領導可能覺得男孩子更適合在文物修復廠工作，上班第一天，老廠長就帶他到各個工作室轉了一圈。

一轉就圈住了他的歲月。

走到鐘表室，一席簾子半遮著屋門，只有一位師傅正忙乎著，他就是后來王津的師父——馬玉良。

他停下手里活，站起來引著王津去看桌上擺著的兩件鐘表：“你喜歡什么呀？”

王津透著實在，憨憨地說：“不知道。”

他又問：“你喜歡動的還是靜的？”

“喜歡動的，好玩兒。”王津打開了話匣子，“我三四年級時拆過自行車，把鏈條卸下來，洗洗車軸，上上機油，覺得挺有意思。”

老師傅笑了，瞇著眼睛，說了一句“挺好”。大概過了十來天，王津接到了通知，去故宮博物院鐘表室上班了。王津以一種全新的視角，重新打量著爺爺工作了一輩子的地方，牢牢記得千百次的叮嚀“不能拔一棵草，不能摘一朵花，不能對這里的任何東西心懷覬覦”。

幾年前，在一場民間鐘表展覽會上，臺灣著名收藏家黃嘉竹帶來了一件得意的藏品——英國維多利亞女王送給女兒的一塊懷表。一片追捧贊嘆聲中，黃嘉竹拉著王津，執著地詢問：“故宮有沒有這樣的表，這上面有女王的簽名。”

王津仔仔細細地把懷表放在手里端詳了一番，誠懇地搖了搖頭。黃嘉竹心滿意足。

確實，一輩子沉浸在精確到毫厘的機械修復中的王津，對于價值的判斷有一種難以言喻的超脫和淡然。也許，這就得益于爺爺兒時的叮囑。

3。 擇一事“鐘”一生

剛開始上班，王津學會的第一件事兒不是修表，而是打水。直到現在，正在打包的老修復室一角依然擺著一個臉盆架子。

“每天下班，師傅都得洗手。他不洗手，誰也不敢動。這水誰打？總不能讓老師傅臨下班自己去打水吧？當徒弟的得有眼力見。”

為什么下班先洗手？

因為傳統的鐘表修復講究的是用煤油清洗機械構件。雙手必須長年累月地浸泡在煤油里，有時候手一洗就是一個小時。“師傅說了，寧可傷手，不能傷文物。”王津說得輕描淡寫。“誰干了誰知道，別說手了，鼻子就熏得受不了。”

然而，古鐘的銅質零件經過這樣一遍遍的清洗，才能煥發出久違的光澤，也露出了程度不一的殘損。“修復后過幾十年還能保持得很完好，有的可能會有一層淡淡的氧化層，但絕不會有腐蝕的痕跡。”

王津的師父是從故宮警衛隊轉來的，嚴肅不茍言笑。每天八點上班，他七點半就進辦公室，也不言語，繞著工作臺轉悠。

“我們的活兒都擺在桌上，他從來不問你干到什么程度了，活不干利索了，絕對不允許你碰下一個活兒。”

其實說是干活兒，第一年學徒是不讓碰文物的。就是練練基本功，比如弄點銅絲，粗的細的，銼個銷子之類的。

這規矩誰定的？沒人說得清，師父的師父就是這么一輩輩傳下來的。

師父的師父是誰？2014年12月，國務院批準的第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發布了，古代鐘表修復技藝榜上有名，王津是第三代傳承人。他的師父馬玉良是第二代傳承人。第一代傳承人寫著徐文璘的名字。

其實，再往前捯可以追溯到1601年，意大利的傳教士利瑪竇將40多件貢品送給明朝的萬歷皇帝，其中就包括一大一小兩面西洋鐘表。至此，紅墻金瓦的紫禁城里，打更的聲音外，增加了嘀嗒嘀嗒鐘表流轉的聲音。同時催生的一門技藝，就是鐘表修復技藝。

最初的鐘表技師是西洋傳教士。1648年，葡萄牙傳教士安文思抵京，被征召為清宮御用作坊——造辦處的鐘表匠師。到1811 年，總共有15位傳教士入宮承接皇帝下達的制鐘、修鐘的任務。

清乾隆年間，宮里成立了“做鐘處”，制造鐘的技術達到鼎盛，參與設計、制作、修理鐘表的技術人員也隨之增加。鐘表匠人也有了中國人的參與，其中還按照地理位置不同，分為南匠和北匠。還有一類是做鐘太監。

三百年間，故宮的鐘表修復技術從未斷過檔。清末前后，仍有少數鐘表維修的工作人員在宮里供職，其中就有徐文璘。相傳，他早年還曾經跟洋人切磋過手藝。

之后，徐文璘培養了徐芳洲（徐文璘的兒子）、白金棟、馬玉良、陳浩然四位學生，他們成為故宮修復古鐘表的第二代傳人。

如今，王津收了徒弟——亓昊楠。像是鐘表一樣，這門技藝又一次可丁可卯地傳承著，沒有漏跳或者缺轉兒。“今年，我們這屋里還能熱鬧些，應該能來一兩位新徒弟。”

4。 鬢華雖改心無改

王津數不清楚自己修過多少座鐘，只一個概數：40年兩三百座。但是經手的每一座鐘，一提名字，基本當年修了哪兒，他都記得清清楚楚。

一件“變魔術人鐘”被王津提起的次數最多。這座鐘由瑞士鐘表大師路易斯·羅卡特在道光九年制造，高70厘米、寬50厘米、厚度約30厘米。神奇之處在于，鐘內有一個變戲法的老人，手里拿著豆子、小球。運轉時，鐘頂小鳥不斷張嘴、轉身、擺動翅膀，身下圓球隨之轉動，三個圓盤也同時不斷變色轉動。

“故宮的鐘表都是獨一份兒的。我們也到訪過不少國外博物館，也接待過不少外國文博界的專家，還沒有誰敢說自己館藏的西洋鐘表比故宮的精彩。”一貫溫潤的王津難得激動了，手舞足蹈了起來。

您想啊，這些故宮藏的鐘表都是“貢品”，是送給這個國家最尊貴人的禮物，代表著一種儀式。尤其是清代的順治、康熙和乾隆三位皇帝，鐘情西洋鐘表。為了討皇帝開心，各國送來的鐘表，走時、打點的基本功能已經被忽略，復雜獨特的演繹功能才是較量的重點。因此，這些鐘表被修復師們愛稱為“玩意兒”。

據說這座“變魔術人鐘”曾計劃修，但是一耽誤趕上了“文化大革命”，就回庫了。老師傅們見過這鐘，形容起來就一個字“破”。

1998年，王津動過念頭修這座鐘，但遲遲沒敢上手。犯怵的原因是，這座鐘太復雜了，共有1000多個零件組裝成了7套系統、5套機械聯動，底盤的齒輪多得就像一座盤根錯節的“迷宮”，“瑞士的專家也來宮里看過，這是公認的、世界上最復雜的西洋鐘表之一”。

2007年，荷蘭想借這座鐘展出。王津和亓昊楠小心翼翼地把鐘從庫里請出來。“機芯、開門都壞了，鏈條也斷了”。

開始修的時候，沒有圖紙，王津師徒倆一步步地拆，細小的零件攤了一張雙人寫字臺。倆人喘氣兒都小心翼翼地，生怕吹跑了什么。

該補的補，該修的修，裝起來調試的時候最磨人。“7套系統有連接，有管走時的、有管音樂的、有管開門的、有管鳥叫的、有變魔術的……一環扣一環，稍微差一點兒就打架，卡在一起還不敢硬掰開。好在我們都有耐心。”

前前后后忙活了一年，這座鐘修好了。2010年，它還遠赴荷蘭展出了半年。“不過跟在故宮鐘表館的鐘表一樣，演繹功能并沒有展示。感覺有點可惜，但也理解。”

自從火了，王津偶爾也要按照博物院的安排出席一些活動，比如參加《我在故宮修文物》電影的發布會等。他的頭發每次都梳得一絲不茍，幾根白發夾在其間。

有人夸他：“您看著這年輕。”

王津笑而不答。一輩子踏踏實實干活，通過雙手與異國古代匠人的智慧對話，兇猛的時光也被感動得溫順起來。

5。 初會便已許“鐘”生

跟鐘表打了一輩子交道，王津卻沒給自己置辦過幾塊像樣的手表。他說：“看時間的方法可多了，我們工作室里永遠有標準鐘。修復的時候要照著對時間的。”

在他的時間里，他習慣性提前。“早點到，一切都有準備。”王津說，“經過盤點，故宮博物院如今珍藏著大約1500座西洋鐘表，其中我上手修復過的有兩三百座。如果再算上前兩輩修復師，大約有1000多座被修復過。但是大約還有300到500座在庫房，從來沒有動過。”

說著說著，他先把自己逗笑了：“誰都不愿意干復雜的，所以去庫里提文物的時候一般揀容易的修。剩下的都是不好啃的硬骨頭，修復工期肯定也會越來越長。”“小亓這代，我看是修不完了，至少還得有兩三代人，才能修完一遍。”

修完了，鐘表修復師干什么去？“目前，故宮西洋鐘表還處在搶救性修復階段，隨著鐘表收藏越來越完好、展覽安排越來越密集，保養性修復或將成為以后修復工作的重點。這都需要新鮮血液的注入，來為宮廷鐘表修復帶來新的活力。”

40年前，王津去鐘表修復室里轉了一圈兒，從此與鐘表打了一輩子交道。兒子在他的耳濡目染下，如今也成了一位鐘表修復師。提起這事兒，王津挺知足。

“兒子從小就跟著我一塊上班，放學后就在工作室旁邊寫作業，看著這些老宮廷鐘表長大，對這個有感情、有興趣。”和大多數90后的年輕人一樣，王師傅的兒子平時跟父母交流的內容不算廣泛，“我們每天在一起聊的都是鐘表，有時候他回家來談，有時候就在微信上交流。”

王津火了，希望采訪他的媒體需要排隊，才有機會撮堆兒跟他聊兩句。有時候問的問題重復了，這位故宮的文物修復師依然溫文爾雅地回復著，不厭其煩，也從來沒說過“你看看以前的報道”之類的話。

采訪結束，他騎著一輛1986年產的鳳凰牌自行車回修復室，夕陽西下，他一邊慢悠悠地戴手套，一邊說：“我們這個行業，擇一事終一生。再干四五年，我就到了退休的年紀了，如果身體允許，如果故宮需要我，我還是會繼續留下來，修文物的。”

時鐘嘀嗒，我們聽過無數的故事，最好的大抵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