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1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會見第一屆全國文明家庭代表時的講話中指出：“廣大家庭都要弘揚優良家風，以千千萬萬家庭的好家風支撐起全社會的好風氣。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要帶頭抓好家風。《禮記·大學》中說：‘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領導干部的家風，不僅關系自己的家庭，而且關系黨風政風。”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這是《禮記·大學》中的一句名言。“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說明齊家是治國的先決條件，治國則是齊家的最終效果，兩者緊密相連。治國要從教育自己的家人開始，假如做不到這一點，也就沒有資格更沒有可能去教育別人、教化百姓，國家當然不可能治理好。

《大學》強調“治國必先齊其家”，把“齊家”提升為實現國家治理的先決條件，這又和儒家所倡導的“德政”理念密切相關。《論語·為政》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又說：“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可見領導者的威望，是靠自身良好的道德建立起來的，而以道德教化百姓，是領導者理所當然的職責。如此，則百姓“日遷善而不自知”，國泰民安的局面才可以期盼。

那么道德教化如何才能有效實現呢？《大學》從反面回答了這個問題：“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并特別指出，在這件事情上，絕對沒有例外。這里的“教”包含兩層意義。首先是用良好的道德觀念去教育和影響家人，理順家庭關系。在中國古代，這樣的觀念主要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和順。《顏氏家訓·治家》說：“夫風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則子不孝，兄不友則弟不恭，夫不義則婦不順矣。”這就說明，“齊家”靠的是所有家庭成員相互成就，相互影響，只有父親、兄長、丈夫用良好的道德觀念和作為去教育影響兒子、弟弟、妻子，后者才能同樣以孝順、恭敬、和順的態度對待前者。正是在彼此的良性互動中，和睦的家庭關系才得以建立。《大學》認為，這樣做的意義并不局限于家庭，而是能夠上升到國家良性治理的高度：“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對待君主、長者、百姓，同樣需要對待家人的這種“孝”“弟”“慈”，將家庭的美德推而廣之，用來對待與自己沒有親緣關系的人，國家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被治理好的。這與孟子所說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同樣的道理。

“教”的第二層意義，是要用道德準則去要求和約束家人。對于掌握權力的領導者而言，這尤為重要。《大學》從正反兩方面闡說統治者的家風對國家的影響：“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這里的“一家”指國君的家庭，“一人”指國君本人。假如國君的家庭沒有形成好的家風，國君的貪婪暴戾，最終會導致國家的動亂。這是對國君的警示，也是對一切領導者的告誡。因為領導者擁有權力，其家庭成員也會連帶擁有影響力，因此領導者一旦喪失了道德準則，家人也會隨之失去約束，肆意妄為，國家因之而敗亡。

在中國古代，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如《左傳·隱公元年》中著名的“鄭伯克段于鄢”一節，鄭莊公弟弟共叔段之所以會起兵叛亂，就是因為從小受母親姜氏的溺愛，而鄭莊公自己又不及時教育弟弟，制止他的行為，最終導致弟弟出奔，莊公與母親差點兒決絕。《左傳》將整個事件歸咎于莊公沒有妥善處理自己的家庭關系，并總結道：“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共叔段根本不像個弟弟，兄弟二人像兩個國君，爭得你死我活，《春秋》稱“鄭伯”而不稱“鄭莊公”，這是諷刺他不重視對弟弟的教育，不能處理好家庭內部的矛盾。雖然這個事件的根本原因是統治者對權力的貪婪，鄭莊公家庭失教，無疑是整個事件的導火索。

值得注意的是，良好的家風，建立起來或許需要幾十年，甚至更久，破壞起來卻可能只緣于一兩件錯事。清初文學家張潮曾刻印過其父張習孔編纂的《家訓》，其中一條說得非常好：“凡禮義之家，內而雍和肅穆，少長有庠；外而謙謹溫良，應務得宜。久之而德行孚于鄉，名望尊于眾。禍患之來，或能免矣。然此非可易言也。循循然行之，數十年不見其益，一二事乖張已甚，遂失人心。慎毋忽斯言也！”張習孔告誡家人，千萬不要忽視這番話。幾百年過去了，今天我們對照著《大學》“治國必先齊其家”的說法共讀之，以古鑒今，不免感慨萬千。

（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長、古籍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