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在昌平碧水莊園外，楊衛給母親打電話。本版攝影/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

1月24日，農歷臘月二十七，距離過年還有三天。13天之前，北京西站廣場上，因隨身攜帶的一根高爾夫球桿，楊衛吸引了媒體的注意。這支50元錢的球桿，是他帶給11歲兒子的新年禮物。

一個暖心的返鄉故事，“高爾夫大叔”楊衛，很快成為春運大幕下的一名“網紅”。然而，回家不到四天，楊衛便偷偷回到北京。在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他將這一常人難以理解的行為，歸結于“無法與父母溝通”，而“無法溝通”則是父母責怪他“在北京沒掙著錢”。

楊衛用離家出走的方式，宣示著自己的“性格”。他渴望改變，卻不知從何處入手。于是，楊衛決定從“和解”開始。昨晚，一年沒有給家里打過電話的他，給60歲的老母親打了個電話，手機里，母親的備注名叫“愛的奉獻”。

生活

楊衛的理想是當一名“領班”，能夠指揮手下一百多號環衛工。然而直到昨天，他還只是這一百多人中的普通一員。

他今年38歲了，從初二那年輟學打工算起，楊衛已經在外“漂”了20年。在老家，他給人種蘋果、刷大白、壘豬圈，有一搭沒一搭地掙點零錢。

2006年，楊衛的兒子出生，他逐漸開始考慮找一份穩定的工作，養活一家三口。2009年，物業公司在老家招人，楊衛和幾名老鄉應聘成功，從山西芮城縣，一路來到北京北六環的一處高檔小區，做起了園林養護。

楊衛一度對這份工作很滿意。在2009年，他的工資是1050元，包吃住。工作內容并不復雜，不需要專業技能。業主有修建花圃的需求，帶著剪刀過去，咔嚓一陣后，就算完成服務。隔三差五，還能去鄰近的沙河鎮喝一點燕京啤酒。

7年過去了，楊衛的工種從“園藝”，換到了“環衛”，工資也漲到了3000元。如果他愿意每天工作十個小時，算上績效，楊衛每個月能掙3200元。

楊衛并沒有存下錢。在過去的一年，他吃在小區附近的山西面館，跟老鄉兩個人，一頓能喝掉四瓶啤酒，一天喝兩頓；十元一包的煙，兩天抽掉一包。物業公司設有食堂，每個月另給300元飯補，但是他很少在食堂吃飯。

“騎自行車到食堂，要十分鐘，到山西面館只要五分鐘，我的時間很寶貴。”楊衛搓著手。他帶著十元錢買來的護耳，迷彩棉服里套了一件薄棉衣，一件夾克，一件襯衫外面罩著秋衣。除了那件150元買來的迷彩服，都是業主送的。

經常有業主給他送衣服。大了、舊了，各種原因，最終都穿到了楊衛身上。有時候衣服多到穿不過來，他會寄一些給在高碑店做門窗安裝的弟弟。同在北京，這是兄弟倆為數不多的“溝通”。

回家

1月11日早，楊衛沒有去食堂吃早飯。不到9點，他提著20斤大米，帶著幾本新臺歷，和老鄉一起踏上了回家的路。

那是物業公司放假的第二天，楊衛說，自己“不想那么早回家”。可是實際上，早在12月13日，他就去沙河鎮的代售點買票，264元的票面價，加上6元的手續費，楊衛一點不含糊。

公交轉地鐵，一個多小時后，楊衛出現在北京西站的站前廣場。因為怕“過不了安檢”，楊衛用自己的床單，將買給兒子的高爾夫球桿層層裹住。箱子矮，球桿高，無論怎么放置，這支球桿始終凸起在外。

然而他并沒有引來安檢人員的注意，卻引起了現場正在采訪的媒體的注意。面對鏡頭，他揮動著球桿說，“我們農村沒有高爾夫，我想我的兒子跟北京人一樣。”

這組報道，后來被命名為“回家的禮物”，而“高爾夫大叔”楊衛，也很快成了網紅。

但是楊衛并不知道這一句話的力量，整整一天，他都在趕路。回到家時，已經晚上11點鐘。家人都在等他，弟弟還為他做了一頓飯，但楊衛累了，沒和家人多說句話，倒頭便睡去。

回家第二天，楊衛去芮城縣城看望妻兒。為了照顧兒子上學，他的妻子在學校附近陪讀，每年房租兩千元。離家多年，他不知道怎么和孩子交流。一家人在出租屋看了一天電視后，楊衛帶著兒子回到了農村老家。

在老家院里，楊衛取出高爾夫球桿，手把手地教兒子。

“上班的地方附近有高爾夫球場，我看業主玩過，這活動新鮮、高端。”楊衛經常去撿球，然后帶給兒子。

2009年，來北京的第一年，他給不到4歲的孩子買了一把吉他。“想著他自己撥著玩，也能找到感覺，以后可以報個班學。”楊衛至今不知道兒子有什么興趣愛好，只想著帶一些城里流行的東西，讓孩子“見見世面”。

1月13日，楊衛因準備送兒子球桿變成“網紅”視頻截圖

返程

楊衛“北漂”五年，與兒子之間的交流，僅限于微信上的溝通。他希望在北京能夠打拼出模樣來，然后接兒子來北京，讓他過更好的生活。“希望他不要像我一樣一事無成，能混出模樣來。”

楊衛的心里始終是矛盾的。平時不往家里打電話的他，已經越發不知如何和父母交流。“每次和我爸說不到三句一定會拌嘴，到后來就懶得說了。他講我聽著，就這樣。”楊衛覺得和父母有代溝，他抗拒溝通。

父母與他的對話都是固定模式。父親會一直勸他少抽煙，要愛惜身體。母親則一定會問今年掙了多少錢，“我媽嫌棄我掙得少，年年如此。”

今年也不例外。回家的新鮮感過去后，一切回到老樣子。他往妻子手里塞了四千元現金，加上銀行卡里結余的八千元錢，這一萬兩千元，是楊衛整個2016年的存款。

母親照例開始念叨，他沒有回嘴，但是越發厭倦這種交流。“他們不理解我，我一年到頭在外面打工也很辛苦，回來還要聽這些。”

于是他很快就決定回北京。回家不到5天，15日下午5點，他打包了一袋行李，偷偷出了家門。家里人以為他只是去一趟縣城，并沒有留意。

到了運城后，楊衛沒有買到回北京的車票，他在60元的小旅館呆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買了張站票，踏上了來時的路。

直到上火車前，他才告訴妻子，母親知道消息后，曾打電話來勸他回家，楊衛沒有聽話。楊衛說，要“做出一點樣子來”，想用不辭而別的方式告訴他們，自己“也希望聽到鼓勵的話”。

和解

1月16日，回到北京的當天，楊衛騎著自行車來到沙河鎮，花一百八十元買了一雙帆布面棉鞋。在過年前，楊衛逛過一次勞保用品商店，看中了一雙翻毛的鞋，要價一百二，他沒舍得買。但是這次“不買不行”，因為走得匆忙，僅有的一雙棉鞋，還在山西老家。

一個人在宿舍呆了一周，楊衛有點后悔了。身為家中長子，楊衛發現，自己居然不記得父母的生日，甚至想不起來父母具體的歲數，只知道父親屬猴，母親屬狗。

妹妹和妻子不斷給楊衛打電話，希望他回家。楊衛不知如何解開心結，他覺著今年好好干，混個小頭目，多拿點獎金和工資，也許父母就不再埋怨他。

他從未嘗試與父母好好聊聊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我這人，做人挺失敗的，我不知道和他們說啥，總覺得沒這個必要，這些年都是這么過來的，現在叫我咋改？”楊衛搖搖頭，神色黯淡下來。

他想起常看的小說里，有一個詞叫“和解”，他決定邁開第一步。楊衛劃開手機屏幕，撥出了母親的電話。電話接通的那一瞬間，他有點緊張。

通話時長兩分鐘，這是一年以來，母子之間最長的一次交流。尋常的問候，吃飯穿衣，然后匆匆掛斷。母親的備注名，被他存為“愛的奉獻”。

“今年五一，我一定回家。”楊衛說。

本版采寫

新京報記者 王煜 趙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