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時代，國家間聯系的網絡化趨勢日益凸顯，“關系連帶”正成為與“實體資源”一樣重要的分析單位。西方學界對關系連帶的研究由來已久，從瑪格利特·凱克（Margaret Kecky）與凱瑟琳·辛金克（Kathryn Sikkink）用“跨國”倡議網絡解釋國際規范的傳播機制，到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O. Keohane）與約瑟夫·奈（Joseph Nye）以“復合相互依賴”剖析跨國網絡治理，到米爾斯·卡勒（Miles Kahler）圍繞探討人權規范、恐怖主義、安全治理等議題的網絡化，再到齊韋·毛茲（Zeev Maoz）將國際關系史構想成為一系列的網絡演化，由此國際關系的分析視角開始跳出傳統以國家為中心的分析模式，關注其網絡性、關系性特質。對關系主義而言，任何一個游離于互動“場域”之外的國家只能面臨孤立、邊緣、落后甚至消亡的命運。

全球化時代的“關系”緣何重要？

首先，外交關系網絡越大，其蘊含的潛在資源就越多，也越有助于國家獲得外部支持。資源不但可以被個體占有，而且也嵌入社會關系之中，通過關系網絡可以攝取。關系規模越大意味著國家的外交資源越豐富，越有可能爭取國際支持。那些盟友規模與伙伴數量比較多的國家可以通過保持密集、重疊的關系網絡，來獲取差異化資源和競爭機會。無論是強聯系還是弱聯系，國家擁有的關系數量越多，表明其在國際體系中越處于有利的位置。換言之，外交網絡發揮著資源配置的作用，國家可以通過與其他國之間的直接或間接關系獲取稀缺資源。

其次，與伙伴、鄰國間的關系強度越強，越有利于實現周邊外交戰略。如果說正式聯盟屬于“強關系”，需要情感支持與價值認同，那么伙伴關系則相對分散與非正式，屬于“弱關系”，更有利于信息與資源的靈活流動。基于關系距離的遠近不同，行動的塑造力就不同，在熟人關系圈內，人際交往的最高指導原則是“和為貴”，個人必須盡力和熟人保持和諧、良好的關系。投射到國際關系中，最好的世界秩序是“四海一家，天下大同”。此外，對外網絡可以獲取多樣化的信息與資源，有助于降低不確定性，規避國際風險。

再次，越占據網絡中心的位置，越有利于爭取國際支持。關系管理有助于約束自己、制約對手，也能轉移壓力、分攤成本，擴大自身在國際議程設置與危機事件解決中的分量。通過研究外交關系的“中心度”可以綜合評估一國在全球網絡中的地位與實力。換言之，競爭優勢不僅是實力優勢，更是關系優勢。例如，19世紀的大英帝國依靠遍布世界各地的殖民體系、東印度公司商貿網絡、海外軍事基地支撐起“日不落帝國”的輝煌；美國全球地位不僅源于其自身優越的實體性資源（如GDP、科技、教育、工業體系、先進制度等），也在于與外部世界長期維持的廣泛的支持性網絡，特別是盤根錯節的全球軍事部署與聯盟體系。縱觀一些重大國際行動中，盟友都以政治表態、派遣軍隊、后勤補給、情報共享、經費分擔等多種形式給予美國有力支持。

中國外交轉型的關系性因子

正在走向世界舞臺中心的中國，不僅需要正確評估自身實力，更應學會審視自身與外部世界之間的“關系”。當前，中國更加強調主動塑造外部環境，外交轉型體現出三大特點。

首先，更加主動塑造與構建全球網絡。中國將獨具特色的“結伴不結盟”作為外交的長期戰略。2014年11月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在堅持不結盟原則的前提下廣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關系網絡”。此外，文化交流、城市外交與經濟貿易網絡也不斷擴展，無數關系和節點交織而成的外交關系網絡構成了中國崛起的場域。中國的崛起進程就是一段不斷融入世界、與外部聯系網絡日益擴大的歷史。

其次，從強調內部積累到注重外部聯結。當中國經濟邁入新常態后，中國外交更需尋求將實力積累轉化為“外部影響”，以更好參與和建設新的國際政治與經濟秩序。比如，亞投行、“一帶一路”的提出和啟動，既與中國社會經濟結構自身調整有關，亦在于滿足外部發展需求。中國唯有通過培育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互惠”才有可能尋得下一階段可持續的發展空間。

再次，構建互聯互通的外交關系格局。在不結盟大原則下，中國近年來努力構建差序化的“伙伴關系”網絡體系。中國的“伙伴關系”體系并不是強制性的權利和義務的交換，而是一個雙邊和多邊關系發展的平臺，因此更具有“聚和效應”，更有助于以開放、靈活、非強制性特點爭取大部分國家的認可與支持。

具有中國特色的“關系理論”

近年來中國國際關系學界的關系主義理論研究取得重要突破。以外交學院秦亞青教授、臺灣大學石之瑜教授為代表的中國學者積極發掘本土思想資源，將儒家文化的核心概念“關系”抽取出來，構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政治理論。

首先，微觀層次的關系主義關注二人群體中的互惠均衡。石之瑜曾明確指出自己的理論屬于“儒家互惠的雙邊主義”。他認為，相比多邊關系來說，雙邊關系中積極情緒更容易滲透到個人層次。外交關系嵌入的二元結構中，雙方堅持自我克制與角色規范，使得雙方更容易形成肯定性關系，而不是防衛性關系；肯定性關系更有助于形成積極情緒。本土心理學也認為“關系”管理可以通過給予他人恩惠、改善與他人的感情、發展共同興趣及表示關心及給予支持等展開。這種“關系”具有雙邊互惠的感情成分和工具成分。

其次，宏觀層次的關系主義注重群體文化的建構。秦亞青較早意識到，西方話語下的零和沖突邏輯無法解釋中國長期堅持的和平發展實踐。唯有回到儒家關系主義方可理解中國。在儒家哲學看來，個體的存在是不完整的，沒有與他人的連帶，個體便失去了意義。這種人際“關系性”思想，也滲透到中國外交中。當前中國在亞洲以“親、誠、惠、容”方針與周邊大部分國家維持良好關系，就是培育關系資本的外交努力。

關系主義分析的前景與挑戰

“關系主義”分析已經打開了新的理論想象空間。世界秩序不可能只有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這一種形式。對未來國際秩序的想象也必須跳出西方單一的思維邏輯，觀照東方智慧實屬必要。當前，在全球治理危機、亞洲崛起、西方自由主義秩序混亂的背景下，以“關系”為視角將世界視為一個情理兼顧的網絡就是一種創新思維。當然，中國學者的關系主義理論要摒棄兩種偏向。

一種是將中國社會中的關系現象特殊化，無視中西理解的差異。提煉自中國的“關系”（guanxi）與西方的“關系”（relations）在起點上就是存有差異的。前者產生于“家本位”社會，人與人之間都是“親屬／類親屬”關系的推廣，在這種長期封閉的熟人關系網絡中，人們之間的連帶天然就是“強連接”。但是，西方語境下的“關系”僅僅指兩個行為節點之間的交合、互動與接觸狀態，與紐帶（ties）、關聯（linkages）和聯結（nexus／contacts）同義，它來自于相互陌生的第一次相遇，以及彼此意圖不明的生存機會競爭。儒家的“關系”與數千年的中國農業文明聯系，更具特殊性。正是這種特殊性，使其樂觀地強調了關系的和諧效應，掩蓋了關系背后的利益沖突。

另一種偏向是將關系概念泛化，忽視關系的具體分類。在現實中，關系分類有助于明確利益邊界。在國際關系中分清敵友關系、利害關系是政策制定的基本需要。軍事聯盟、戰爭沖突、國際合作、經濟貿易中都包含著無數的關系，甚至權力關系、從屬關系、友好關系、敵對關系都可以說是關系的具體形態，如此“關系”似乎包含了一切，但這些“關系”是如何運作的呢？顯然不可能有一個統一的模式來回答這個問題，必須進行精細化分類。對于一個充滿創造力的分析范式而言，關系主義范式需要以更加開放的心態，積極借鑒各種研究方法來進一步細化“關系”機制。

作者：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曹德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