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我以第一志愿考入了北京大學歷史系。我的考古專業課主要是呂遵鄂先生的舊石器時代考古、嚴文明先生的新石器時代考古、鄒衡先生的夏商周考古和俞偉超先生的戰國秦漢時代考古，劉慧達先生為我們開設了考古繪圖課。北大的學生時代，還使我有幸近距離接觸到許許多多學術大家，我聆聽了翦伯贊、齊思和、周一良、鄧光明等史學大師的學術報告，目睹了學術大家郭沫若、馮友蘭、朱光潛、周培源、金岳霖、馮至等先生的學術講演風采，他們的報告、講演，擴展了我的知識興趣，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一九七五年作者在乾陵調查

一九九一年作者在漢長安城遺址鉆探

    2004年作者在阿房宮前殿進行考古工作

漢唐帝王陵墓的考古勘查與研究

在我的考古研究中，一直把古代都城與古代帝王陵墓作為國家最具代表性的兩個方面的物質文化遺存看待。從1972年起，我就開始了秦都咸陽的考古工作，對漢唐帝陵做了系統、全面的考古調查。那時，不論是嚴冬還是酷暑，為了取得第一手考古資料，我或徒步、或騎著自行車，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穿行于曠野的田間、崎嶇的山路，吃住在山區或偏僻的農村。經過十余年的不懈努力，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基本完成了漢唐20余座帝陵及其數以幾百座帝陵陪葬墓的考古調查工作，并整理出考古調查報告和研究專著與論文，上世紀80年代初中期我先后在《文物資料叢刊》和《考古學集刊》發表了《西漢諸陵調查與研究》和《陜西唐陵調查報告》。《西漢諸陵調查與研究》發表之后就被收入《新華文摘》；1987年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和李毓芳的專著《西漢十一陵》，此書很快又被日本學者翻譯成日文《前漢皇帝陵的研究》在日本東京出版。

秦漢櫟陽城遺址的考古勘探與發掘

1979年，考古研究所希望我做漢長安城遺址考古工作，但是我考慮到漢長安城遺址是一個學術內容十分豐富、涉及研究領域異常龐大的考古學課題，為了慎重起見，我提出先做秦漢櫟陽城遺址的考古工作，以此取得經驗，再進行漢長安城遺址考古工作會更好一些。研究所同意了我的要求。

我和我的夫人，在那里開展了整整兩個年頭的田野考古工作。現在我們的考古發掘一般一年出去4個月左右，因為都有家，有孩子。我們夫妻倆在一起，也就無所謂了，孩子原來撂在北京我愛人家，后來送到天津我父母家。在櫟陽發掘的兩年時間里，我一年四季都在工地，過完春節就去，到12月份再回北京匯報工作。我們有時開玩笑說，我那時一年的田野考古工作量，相當于現在三年多的工作量。一般來說，田野考古夏天就停了，但是我們沒有停止過，真是爭分奪秒地在那里工作。1980、1981年七八月份的時候，田地里的玉米已經長起來了，因為天氣熱，我穿的是背心，玉米葉子刮在身上，留下了一道道血痕，再伴著汗水，身上的血痕像灑了鹽水一樣。這個遺址的面積很大，東西有兩三千米，南北有兩千多米，我不可能全部發掘，就采取點、面結合，發掘與鉆探結合方法開展田野考古工作。當時，我們住在知青回城以后留下的知青點，雇了當地的一些年輕小伙子。記得生產隊一天10個工分值，僅值幾毛錢，而他們跟著我們干一天，就可以給他們一塊多錢。他們干勁很大，這又鼓舞了我的田野考古信心。

漢宣帝杜陵的考古勘探與發掘

1982年，所里再次提出希望我去做漢長安城遺址考古工作，我當時考慮的是，漢長安城遺址考古工作從1956年就開始了，現在我要承擔漢長安城遺址考古工作之前，必須先想好怎么做。我想“陵墓若諸邑”，于是想從漢帝陵如何折射都城制度入手開始考古工作。我的切入點沒有落在漢武帝茂陵，而是選擇了西漢時代“中興”皇帝———漢宣帝劉詢的陵墓（杜陵），它的最大特點就是漢代的陵墓制度在這個時期是最守“規矩”、有“章法”的，也就是說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在這里，我們夫妻倆，以每年10個多月的田野考古工作，從1982年做到了1984年。

以前有的人認為，陵墓考古就是發掘陵墓自身，就是以墓室為中心，以尋找“寶物”為目的。我認為秦漢時代帝王陵寢制度更為重要，因此我把工作重點放在杜陵陵寢建筑遺址中的寢殿遺址、便殿遺址的全面考古發掘，以及其布局結構的基本究明，在中國古代帝王陵寢制度研究上有著開創性學術意義。這次發掘研究在中國考古學、中國歷史學上第一次詳盡、科學地揭示了漢代陵寢制度，解決了西漢時代皇帝、皇后陵墓的陵園（包括門闕）、寢園（包括寢殿、便殿）及其帝陵陵廟在陵區的位置、建筑遺址的布局形制，填補了這一領域的學術空白，解決了許多文獻記載中語焉不詳的問題。這在中國古代帝王陵寢制度研究上有著開創性學術意義。

漢長安城遺址的考古調查、勘探與發掘

杜陵挖完以后，1985年負責漢長安城遺址發掘工作的隊長已經退休了，考古研究所領導讓我主持漢長安城遺址的考古工作。

從1985年開始，我首先弄清楚漢長安城的結構。為什么說“以地緣政治為主的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國家”是在秦漢時代確立的？在都城考古方面如何體現？都城是國家的政治中心，宮城則是都城的政治中樞。我把宮城遺址考古工作作為都城遺址考古工作的切入點和重點，漢長安城遺址考古工作，在基本搞清楚其布局形制的前提之下，我首先把宮城——未央宮遺址的考古工作作為突破口。

漢長安城面積很大，有35平方公里，周長25.7公里，我們每天的田野考古工作都是騎自行車或步行。因為這樣也使我對漢長安城遺址的每一個地方印象很深，而且不少考古發現就是在兩條腿下跑出來的。

在漢長安城遺址的田野考古工作中，有些考古發現是令人振奮的。如1986～1987年我們發掘的未央宮中央官署遺址，這是一座面積達上萬平方米的院子，其中出土的57000件骨簽（即皇宮檔案）是漢代考古的重大發現。從這些骨簽可以看出當時書法、官制等變化，尤其是西漢時代的官制問題，補充了《漢書·百官公卿表》的不足，因為通過骨簽研究，我們可以更為深入了解西漢時代縣級官吏組織變化，而這些恰恰是《漢書·百官公卿表》記載中所很少涉及的。大量有紀年的骨簽對于文字發展史研究是一批十分難得的寶貴資料。至于從骨簽文字內容，探討漢代的地方手工業及軍工工業更是彌足珍貴的歷史資料。

阿房宮遺址的考古勘探、發掘與研究

2003年至2004年，以多學科結合開展的阿房宮遺址考古工作，通過對遺址全面、系統的考古調查、勘探和發掘，我認為當年阿房宮工程只完成了阿房前殿建筑基址的建設，由此得出阿房宮前殿沒建成、“火燒阿房宮”屬于子虛烏有的結論。由于火燒阿房宮的說法幾乎家喻戶曉，我們的考古新發現極大地沖擊了世人頭腦中固有的觀念，在社會上引起了軒然大波。針對這一情況，我撰寫了《觀念中的歷史與歷史的真實———阿房宮遺址考古發現的再思考》一文，指出：其一，一些人將觀念的歷史代替了歷史的真實；受杜牧《阿房宮賦》這一文學作品的影響，阿房宮的瑰麗宏偉成為人們心中的美好形象，項羽火燒阿房宮的觀念已為人們所接受。其二，考古學對于歷史研究的重要性沒有被充分認識，歷史研究應尊重考古成果，充分利用考古資料。我強調學術研究的嚴肅性和科學性，我們不能把觀念的歷史代替歷史的真實，學者不能拘泥于固有的觀念，而應當根據客觀的材料，還歷史以真正面目，堅持實事求是的歷史觀。

曹操墓的考察和確認

2009年12月17日，我受河南省文物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邀請，到該研究所正在考古發掘的安陽西高穴大墓（二號墓）進行考察。經過對西高穴大墓考古發現的墓葬規模、形制、出土遺物等分析、研究，從西高穴大墓時代、級別、墓主等方面判定——這應該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的大政治家、大軍事家、大文學家曹操的墓葬。我指出：西高穴大墓的時代應為東漢晚期；從西高穴大墓墓室的規格與設置來看，都反映了墓主人的高等級身份，應是東漢晚期諸侯王級；西高穴位于鄴城遺址以西14公里，東漢晚期西高穴一帶為鄴城所轄，當時曹操被封為“魏王”，鄴城就是魏王曹操的都城，在東漢末年去世的“魏王”又只有曹操一人，因此作為鄴城附近的東漢晚期諸侯王墓級的西高穴大墓，只能是曹操墓；西高穴大墓之中發現的7件石牌（還有1件是盜墓者交出），均有“魏武王常所用”刻銘，石牌之上刻銘魏武王應與公元220年1月曹操去世下葬的稱謂是吻合的；在西高穴村村西，1998年4月村民挖土時發現后趙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大仆卿駙馬都尉魯潛墓志，其中刻銘有：魯潛墓與曹操墓均在今西高穴村，也就是說現在發現時代屬于東漢晚期的西高穴大墓就是曹操墓；通過西高穴大墓考古發現與歷史文獻記載相互印證：西高穴大墓即應為曹操墓。上述“六點”是一組完整的“證據鏈”，它們互相聯系、彼此佐證、邏輯嚴密。

曹操墓的發現、考察和確認，不僅是我國考古史上的大事件，也是引起重大影響的文化事件。對于這項考古發現，在更多的認可、肯定之外，“質疑”之聲不斷。《人民日報》為此撰文《曹操墓：何嘗不是里程碑》，其中有一段精彩的評論：“你不得不承認，中國人現在對各種真相有著一種近乎病態的饑渴，對于各種不誠信的質疑達到了極致的程度，曹操墓何嘗不是一個里程碑？如果能夠將之轉化為一個幫助公眾恢復對社會基本信心的機會，如果考古學家真的能證明這次考古經得起鋪天蓋地的質疑，能夠證明還有一門學問有著嚴酷的學術規范，那真是不幸中的萬幸！”

“發展”、“擴大”、“深化”中國考古學的擔當

1993年底，我走上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領導崗位，我意識到從此開始我已經不只是一個考古學者，我的肩上有了一副中國考古學的發展重擔。

“學術為天下之公器”，田野考古發掘材料的及時整理與發表，不僅是嚴肅的學術任務，也是考古學家必須遵循的職業準則。盡管我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項目繁多（如漢宣帝杜陵陵園與陵寢建筑遺址、漢長安城未央宮遺址、漢長安城桂宮遺址等），但我要求自己必須對學術、對社會要極端認真負責，這樣就必須及時整理、發表與出版各種類型田野考古發掘報告（已經出版我主編的田野考古發掘報告：《漢杜陵陵園遺址》，科學出版社，1993年；《漢長安城未央宮》，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漢長安城桂宮》，文物出版社，2007年），我認為這是自己做學問所必須擔負的歷史和社會責任。

我把建設國際知名研究所，作為自己努力奮斗的目標。我提倡“開門辦所”，為了及時介紹、總結中國考古新的發現和研究成果，我們籌劃創辦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論壇”，創辦了英文版《中國考古學》（《ChineseArchaeology》），請進了一批有名望的中外學者來考古研究所進行交流，同時很多有前景的學者，特別是年輕學者被派出國外交流學習，組織了多項中外合作發掘項目。我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使考古所成為國內、國際考古學界研究中國考古學學術中心。

如果說這些年我取得了一些考古學的成績，我覺得，做學問，尤其是搞考古，要勤奮、能吃苦。我在田野考古發掘工地的20多年里，每年在農村田野工作的時間不少于10個月，這期間，除了每天的睡眠與吃飯之外，都是工作時間。夏天農民收了小麥，就是在田地里考古調查、鉆探的最好時機，而這時田里的太陽直曬氣溫一般在40到50攝氏度左右；冬季天寒地凍，在考古工地清理、繪圖凍得手腳麻木。“業精于勤，荒于嬉”，多開展些田野考古工作，多讀些書、多動些筆，勤于思考、善于思考，日積月累，才得以有更多的考古發現與深刻認識，更多的出些創新性研究成果。

（作者系第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學部主任、學部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