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刻文獻是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瑰寶，歷代學人對之進行搜集整理，用力頗多，僅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相關著作就有百種之多。筆者曾經參與2008年度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托項目子課題“廣西石刻文獻總集整理”和2010年度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桂林石刻總集輯校”，目前這兩個項目都已結項并出版。回首這幾年整理石刻文獻的艱辛歷程，覺得有必要將我們的經驗教訓陳述出來供學界參考，同時也希望近幾年及以后立項的石刻文獻整理國家課題能更上一層樓，做出更大的成績。

石刻文獻整理首先要堅持的原則應該是訪求原碑。其功用之一是能訪求到稀見石刻。拿桂林石刻而言，明代張鳴鳳《桂勝》收錄488件桂林石刻，清代謝啟昆《粵西金石略》收錄了427件，當代桂林博物館、桂林石刻博物館編的《中國西南地區歷代石刻匯編》第9至13冊《廣西桂林卷》專門收錄了756件桂林石刻拓片，桂林市文物管理所于1977年編印的《桂林石刻》更是整理了1447件桂林石刻。經過前人多年的搜集整理，桂林石刻按理說應該是搜羅殆盡了，但我們經過訪求原碑又找到了44件未被發現整理的古代桂林摩崖以及23件碑刻，其中不乏具有重要史料價值的石刻。比如明武宗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刊的《包裕撰重修廣西省城碑記》，此碑記載了桂林城重修原委、參修人員以及物資消耗等情況，是繼宋代王安石《桂州新城記》之后另外一則記錄桂林城重修的歷史材料，對于研究桂林城規模的歷史變遷具有重要參考價值。此碑在今人熟知的桂海碑林之中，以常理論，此碑早就應該被人發現整理，但事實上《桂林石刻總集輯校》是第一部發現并整理此碑的著作。可見，訪求原碑才能搜全前人遺落的石刻，盡管這項工作艱難吃力，但作為石刻整理的首要步驟，這是石刻整理者僅僅坐在圖書館、博物館內整理拓片所無法達到的成就。

石刻文獻整理的功用之二是可坐實碑刻所在之地。指出碑刻的出處是石刻整理著作中的一種不變體例，在古代還有專門的碑目之書，分地或專記一地之碑具體在什么地方，然而整理者不訪求原碑，僅僅依據拓片的來源或其他資料來斷定石刻出處，則往往會出現錯誤。例如宋神宗元豐七年（公元1084年）刊的《莫允熙重裝神龕記》，內容開頭是“當州城南廂化度寺……”。清代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百五據此便以為此摩崖出自四川蜀中當州，而今人整理的《中國西南地區歷代石刻匯編》第四冊《廣西省博物館卷》又據拓片來源認為此摩崖在桂林龍隱巖，這其實都是未訪求原碑所致的錯誤，經杜海軍先生訪求原碑方知此摩崖真正所在地原來是在桂林寶積山華景洞口東側山上。所以，石刻整理的第一步是訪求原碑，而不是搜集拓片，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石刻整理的全面性。

按原碑錄文是石刻整理應堅持的第二條原則。目前學界整理石刻基本上是按拓片錄文，例如朱亮主編的《洛陽出土北魏墓志選編》將錄文與拓片圖版并排，對照原拓錄文；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校注》也是先公布拓片圖版，然后據拓片厘定錄文；即使是海外整理的中國石刻文獻，其錄文方法亦如此，如（日）永田英正《漢代石刻集成》同樣以“左圖右文”的體例按拓片錄文。盡管以上諸書錄文都比較精審，但不可否認的是，按拓片錄文是有風險的，因為拓工的主觀原因會出現錯拓現象，一碑拓成兩碑，或兩碑拓成一碑，拓得不清，甚至有拓漏的情況，人們若是僅僅依據拓片錄文，其準確性不能保證。我們在整理廣西石刻時就碰到過這種情況，例如宋真宗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刊的《俞獻可、燕肅等三人七星巖題記》，原摩崖底端有“朱瑞刊”三字，然而拓片上卻無此三字，這顯然是拓片未拓全的地方。清代謝啟昆《粵西金石略》卷二、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八十八錄此碑文時均無“朱瑞刊”三字，而二書錄文方法均為抄錄拓片，胡虔雒在《粵西金石略敘》中就說：“公（按謝啟昆）聞之，欣然命工遍搨諸崖洞古刻……其后，椎拓日多，郡縣之以脫本來者亦日眾，于是摹寫于紙。”所以這兩種著名的清代金石著作因抄錄未拓全的拓片而漏錄了碑文內容。有鑒于此，我們在整理石刻文獻時，不能只坐在書房內靠拓片做文字錄入工作，而應本著精益求精的態度去遍訪原碑，按原碑內容錄文，輔以拓片及他書校對，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石刻文獻整理著作的準確性。

以上說的是按原碑內容錄文，按原碑錄文的另一重含義就是要按原碑字體錄文。當前的石刻文獻整理著作大多都是按通用繁體字或標準簡體字錄文，例如劉培桂《孟子林廟歷代石刻集》，據其后記可知該著作是按原碑錄文，準確性應該是很高的，然而該著作卻將原碑字體全部換成了簡體字。類似還有羅新、葉煒《新出魏晉南北朝墓志疏證》、王宗昱《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亦將石刻中的繁體字、異體字、通假字、俗字等，統一改成了簡體字。這些著作都未按石刻原文字體錄文，改變了原碑面貌，勢必影響自身的文獻利用價值。須知石刻文獻不僅僅是歷史學的文獻材料，同時也是語言學、社會學、民族學等其他學科參考的重要文獻，改變石刻字體原貌，會使石刻文獻本身承載的信息量丟失。我們在整理廣西石刻時便注意保留原石刻書寫字形，異體字、俗體字如“數”“數”“后”“後”“于”“於”不作統一或更改，如此使讀者展卷而宛見石刻原貌；而且文字學家還可從中搜集古代漢字演變的材料，民族學家能從中發現其隱含的民族文化融合的線索，比如“瑤”字，宋代桂林石刻中寫作“猺”，犬旁，如宋寧宗嘉定三年（公元1210年）刊的《李諶平亭詩》中云，“鄉者境內一二猂猺頡頏作氣”，可見當時統治階級對西南邊疆少數民族是非常蔑視的，此字一直到明代石刻中仍寫作“猺”，如明孝宗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刊的《昭勇將軍都指揮僉事楊觀墓志銘》中云，“郁林、北流猺獞自相仇殺”，到清代時才改作“傜”，現在我們才寫成“瑤”，玉旁，其中包含的民族政策的演變也可窺見一二了。

我們相信，按照上述原則和方法整理石刻文獻，加上精審精校，一定能打造出當代石刻整理中的上乘之作。

（作者：李昇 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石刻文獻與文學研究”課題組成員、貴州民族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