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記者 林春茵

自1983年起，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文聯副主席馮驥才的參政議政路已經走了35年，對文化遺產和傳統村落保護的關注，貫穿了其間三分之二的時光。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這位75歲的老人為中新社記者歷數曾一同“上會”的好友，巴金、冰心、蕭軍、延安時期的作家，還有張賢亮……“都故去了”，“我在寫作最高潮的時候，放下筆來，轉到文化遺產保護，再到村落保護，一來就是20年了。”

上世紀90年代初，馮驥才創作了一批“俗世奇人”故事，寫活了最市井活潑的天津衛，作品一版再版逾200萬冊。時值天津“舊城改造”，馮驥才邀請諸多專家并肩“搶救”這個他念茲在茲的城市。

天津衛傳統文化保護工作告一段落，馮驥才卻更忙碌了。他向學界呼吁“大到村落，小到荷包”，應全面考察民族文化遺產。透過全國范圍的“摸家底”，近20年，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已載入1372項——這個數據他脫口而出。

但在馮驥才看來，盡管“非遺”名錄泱泱，卻有八成處于“自生自滅”，他的注意力繼而轉向“非遺”所賴以生存的傳統村落搶救工作。

2013年，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上提出“(城鎮建設要)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的要求，中國官方也加緊推進傳統村落保護工作。馮驥才領銜的傳統古村落保護專家委員會制定一整套標準，“把中華大地上各個文化板塊、歷史記憶深刻的、有代表性的村落篩選出來”。

目前，中國已公布4批傳統村落名錄，4153個村莊納入保護范疇。中央財政自2014年起，3年內劃撥300億元人民幣專項扶持村落保護。

然而，一些村落納入名錄后，即遭遇地方旅游開發的破壞、沖擊。馮驥才的努力也面對質疑，有人說他將文化理想強放在老百姓肩膀上；還有人認為，村子出了名反而被破壞了。

這樣的批評令馮驥才感到難過，但他語帶堅定地表示，“淺層次的粗鄙化的旅游，往往追求利益最大化，扭曲了我們本意。我們實際是要留住鄉愁，不僅是原住民的鄉愁，還有作為古代農耕大國，七千年以上農耕史的整個民族的鄉愁。這是最最重要的。”

今年的提案中，馮驥才建議，凡列入國家名錄的傳統村落，應向國家管理部門提出申請，未經批準不能開展旅游。凡開展旅游的傳統村落，干部與管理人員必須經過培訓，學習、掌握國家相關部門制定的保護規定。

“中國社會轉型，人民最急于解決生活問題，不能馬上認識村落的精神價值和對民族的意義，村落保護工作無疑是艱辛的，我們應有長遠的眼光，不能屈就急功近利。”馮驥才說，“我作為知識分子，堅持文化立場、學術立場，這是我的責任。總得有些人堅守，有些人挨罵吧？”

令馮驥才寬慰的是，國家頂層設計已有框架，不少村落和基層政府也已產生了文化自覺。浙江紹興胡卜村因水庫建設面臨整體搬遷，村民們將村莊拆下的“寶貝”全搬進兩座鋁板蓋建的巨型庫房，還把數十棵古樹全部挖出，另有十余噸“故土”，將在移民區重建家園，“我被胡卜村人如此真摯而深切的鄉情感動”。

“他們移出了一個村落所有重要遺存，不但建筑民居材料全部編了號，連洗衣板、沖年糕的石臼、木屐，甚至古樹、故土，都搬出來了。”

馮驥才說，他和工作團隊將研究國外“露天博物館”的理念，用三年時間，再建一個胡卜村，“這，不就是鄉愁嗎？”

在去年6月刊發于《人民日報》的一篇文章《胡卜村的鄉愁與創舉》中，馮驥才寫道：“在村民還缺乏文化自覺時，我們要啟發他們這種自覺；當他們有了文化自覺，我們要幫助他們做好文化的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