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很多誕生于80年代的獨生子女的父母們開始進入老年，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中車北京二七機車有限責任公司原副總經理李海濱建議，國家為獨生子女的公民設立帶薪年假，讓獨生子女的孩子們能有時間照顧日漸衰老和多病的父母，這也體現國家對履行了計劃生育的公民義務而成為獨生子女父母的關愛責任。（3月13日《北京晨報》）

獨生子女政策是國家基本國策，以生育權的喪失為前提。而時下獨一代的父母們已然老了，頭發白了，長期以空巢之狀需要精神慰藉，更多人也因身體每況愈下需要得到照顧。尤其是當父母生病住院需要陪護的情況下，給獨生子女們充足的帶薪年假，讓他們有時間照顧日益衰老和多病的父母，以便于“孝在當下”，具有很重要的替代和釋放功能。為獨生子女設帶薪年假的建議貼近實際、符合需求，獲得網友的支持與熱議不足為奇。

地方層面，對此也不乏嘗試者，并一度走在了前列。比如《北京市“十三五”時期老齡事業發展規劃》提出，鼓勵用人單位給予員工“孝老假”；之前納入討論的《北京居家養老服務條例》中，就提出研究居家養老子女帶薪護理政策，鼓勵在父母最需要自己的時候，通過帶薪休假進行護理，此舉與“孝老假”有異曲同工之炒。前者往往是應急之需，而后者則是日常踐行，從整體上能夠解決老人的需要。單獨為獨生子女設置帶薪年假的提議，跟居家養老服務帶薪假和“孝老假“，在初衷上如出一轍，不同之處只是參照的法律標準不一，執行的范圍有異，更體現出“弱者兼濟”的原則。

考慮到獨生子女政策的特殊性，以及由此所造成的權利性傷害，采取補償性的原則并無不妥。然問題在于，為獨生子女設帶薪年假非長久計，除了象征意義并沒有多少實質性價值。其因在于，一者，照顧父母是一項長期性的工作，而且隨著家庭結構的小型化，421或者8421家庭構成中，子女的負擔過重也無以兼顧，除了象征性的看望，日常照顧無法做到；二者，單設的帶薪年假，屬于對普適性政策的補強，若是帶薪休假的基礎不牢，權利保護的機制不靈，那么權利補強就更難落實到位。二者，單獨為某個群體設置權利條款事涉公平性，需要經過公平討論與民意支持，同時政策方面的調整“牽一發而動全身”，若沒有成熟的外部環境，很難有實施和落實的空間。

必須正視的是，提出獨生子女休假帶薪照顧父母建議并無堅實的基礎，一方面帶薪休假制度落實和執行不到位。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公布的《〈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12－2015年)〉實施評估報告》透露，2015年11月開展的部分城市(60個城市)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基本情況調查顯示，已有超過50%的職工當年享受了帶薪年休假。此意味著，還有近半數人的不定期薪年休假并沒有得到落實，實行全面的帶薪休假制度還任重道遠。另一方面，法定的其他休假權利也執行不力，需要得到強化和鞏固。比如記者調查發現，目前鼓勵“常回家看看”的假期包括探親假等，但雖然1981年國家曾出臺了職工探親待遇的規定，一些地方也明確了實施細則，在企業，甚至是機關事業單位，能夠休探親假的人并不多，有專家表示該假期已“名存實亡”，亟待進行改革。

近年來，為加大權利保護與救濟，結合經濟發展和旅游產業的需要，政策方根據群體的不同，采取了區分化的策略，比如針對女職工的諸如“月經假”、“心情假”，還有“四天半工作制”等，最近全國人大代表、民建成都市委主委仰協向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提交了一份《關于調整雙休日實行每月彈性休假制度的建議》，都是基于不同目的的訴求表達。不過，這些建議都忽略了一個關鍵問題，即用人單位的成本，以及政策調整所帶來的各種不確定性，都使其落實起來極為困難。唯有基于現狀，通過監督機制的跟進，讓“帶薪休假”這一普惠權利得到保障，帶薪休假的各種訴求與理由，才會得到實現。否則，基于目的的補強，既會導致本末倒置，也會厚此薄彼形成新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