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市中山中路，有一座鳳凰寺，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教內相傳這座古寺創建于唐代，歷經宋、元千年歲月，是中國東南地區伊斯蘭教四大清真寺之一。寺內藏有古波斯文、古阿拉伯文古碑21方，百余年前即為學界所知，然而一個世紀以來，卻無人能夠完整釋讀，成為世紀之謎。

在杭州市政協不懈努力下，國際頂尖科研團隊花費數年之力合力破解，鳳凰寺之謎，終于有了答案。

杭州鳳凰寺

杭州鳳凰寺望月樓

鳳凰寺碑林

鳳凰寺碑林內景

第4號石碑

古寺之謎

鳳凰寺又名“真教寺”，因寺院建筑結構似鳳凰展翅，故有此名。

鳳凰寺的始建年代說法不一，據清康熙九年重修真教寺碑記載：“寺創自唐、毀于季宋，元代辛巳年有大師阿老丁者，來自西域，息足于杭，瞻遺址而慨然捐金，為鼎新之舉，表以崇閎，繚以修廡，煥然盛矣”。

也就是說，這座寺院唐代開始修建，宋末被毀，至元朝時，著名伊斯蘭教人物阿老丁開始重修，明朝再次擴建重修，最終形成鳳凰寺的建筑群規模。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覽志》對此記載：“真教寺在文錦坊南，元延祐間，回回大師阿老丁所建”。

該寺內禮拜殿為元至正元年（1341）遺物，是一座磚結構的無梁殿，其上覆以磚結構穹隆頂。在穹頂之上，建攢尖屋頂，中間攢尖頂作重檐八角形，兩旁為單檐六角形，具有明顯的中國傳統建筑與伊斯蘭教建筑相互融合的特色。禮拜殿后壁設有讀經臺，中間一座上有木雕經函，上刻《古蘭經》經文，相傳是明景泰二年（1451）重修時設置的。

作為中國沿海地區伊斯蘭教四大古寺之一，鳳凰寺享譽中國，在阿拉伯國家中也享有盛譽。如今，這里也是杭州伊斯蘭教信教群眾的禮拜中心。

在這座古寺當中，藏有21方古碑。其中，有20方元代阿拉伯文古墓碑和1方明代古波斯文寺碑，對研究杭州歷史文化，尤其是伊斯蘭文化具有極高的文物價值和史料價值。這些古碑很早就引起回族經師和國內外學者的注意，然而一直未能完整地釋讀。

究其原因，釋讀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古碑銘文非常困難，不僅要求釋讀者精通古阿拉伯語和波斯語，還要熟悉變體眾多的特殊碑銘體，而且墓碑石花漫漶，辨識音點非常困難，常常是差之毫厘，謬以千里。

正因為如此，鳳凰寺的這些古碑銘文一直未得確解，成為杭州人心頭難解的疑惑。

“世界天城”

在杭州發展史上，宋元兩代是其最為輝煌的時期。南宋以杭州為國都（行都，名臨安），1275年前后人口超過百萬，非常繁華。

元代時，杭州作為江浙行省首府，成為當時國際上首屈一指的國際性大都市，來自中西亞、歐洲、非洲等不同種族、不同文化的人士來到杭州，帶來了各種不同的文化。也因此，杭州開始呈現出多元文化色彩，具有高度“國際化”特征，被當時著名旅行家馬可·波羅譽為世界上最美麗華貴的天城。

此時，京杭大運河已成為元代商品流通大動脈，涌入運河兩端的商品數量極大，尤以杭州最巨。大運河南端的地理位置對杭州的影響由此凸顯。

在杭州，伊斯蘭文化也極其興盛，自南宋以來，以“御道”旁的鳳凰寺為中心，形成繁榮的穆斯林聚居區。杭州鳳凰寺所藏的阿拉伯文、波斯文古碑正是杭州曾經作為國際性大都市的歷史見證。

至南宋末年，杭州的穆斯林社團已經擁有相當大的財力，開始在皇家園林“聚景園”中置地建墓。由宋入元的周密曾目睹當時杭州的穆斯林葬俗，他說：“回回去世后，出瘞之聚景園，園亦回回主之。”元末的陶宗儀在一條筆記中記道：“聚景園，回回冢在焉。”聚景園在宋元之際已經成為杭州的穆斯林墓區，此后歷代相沿。

聚景園位于清波門外，西子湖畔，“清波門外為南門，涌金門外為北門，流福坊水口為水門”，是宋孝宗建在西湖邊的皇家花苑。寧宗以后，聚景園漸臻荒廢。

此后，穆斯林社團就開始買賃這座荒園，建造公墓，元、明兩代皆襲稱“回回墳”，清代又稱之為“番回冢墓”。因為回回詩人丁鶴年墓在此，也有本地人稱為“丁氏隴”。1911年辛亥革命后，地方政府正式命名為“南園回教公墓”。

因此，對杭州鳳凰寺所藏阿拉伯文、波斯文古碑銘文的釋讀，不僅可以進一步研究伊斯蘭教對杭州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影響，也可以重繪當時經濟社會發展和文化融合的情況。

經過數百年歷史變遷，當年幸存的阿拉伯文墓碑就只剩這21方。鳳凰寺所藏的墓碑，石質、刻紋極為講究，大部分墓碑尺寸相對較大。從墓碑銘文的內容而言，相比泉州所藏大部分墓碑銘文的內容僅為墓主姓名、生卒年，再加一句《古蘭經》的經文或穆罕默德的圣訓，較為簡略的情況，鳳凰寺藏墓碑銘文相對較長，有對墓主的生平描述，也有大段的波斯語詩歌，所含信息量更為豐富。

其實，杭州鳳凰寺很早就引起學界的注意，寺中所藏一塊立于明代的波斯文碑1911年就曾刊登于英國報紙，其時聚景園穆斯林公墓尚保存完好。

1936年，白壽彝先生在《禹貢》第11期發表文章，披露了民國以來聚景園一帶出土古阿拉伯文、波斯文墓碑的情況，并公布了兩通拓片。

1953年聚景園穆斯林公墓整體遷移，這21塊墓碑在此后不久被收藏在鳳凰寺中。1974年，鳳凰寺管委會在寺內庭院左側修建小屋，貯存這些墓碑和原先就在寺內的寺碑。

20世紀90年代，國內學者郭全美和郭群美在碑銘研究專家陳達生研究員的幫助下，給這批墓碑進行了編號，并對部分碑文進行了釋讀。

在國際伊朗學界，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伊朗學系是傳統重鎮之一，該校的亞歷山大·莫爾頓先生是歐洲首屈一指的阿拉伯文碑銘釋讀專家，其弟子喬治·蘭天浪博士近年來一直在中國尋訪與波斯相關的史跡材料。

2007年，蘭天浪來到杭州，攝取了這些墓碑的照片，回國后，交由莫爾頓先生開始釋讀研究。2010年，師徒二人將初步研究成果發表在《清華元史》上。同年，“世界的天城———元代杭州研究論壇”在杭州舉行，兩位學者分別提交了《波斯語詩歌中的元代杭州》和《聚景園穆斯林塋地的墓碑》兩篇論文，對杭州鳳凰寺所藏阿拉伯和波斯語古碑銘作了初步概述和研究。這個由杭州市政協主辦、中國元史研究會與杭州文史研究會共同承辦的會議立刻引起了世界史學界的關注。

這些學術價值極高的研究成果，引起了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著名宋史學者包偉民教授的注意，他建議杭州文史研究會組織力量開展這項研究。

2010年，杭州市政協開始啟動這批古碑銘文的釋讀工作。2011年初，時任杭州市政協主席孫忠煥認識到這些碑銘的重要歷史文化價值和社會意義，牽頭組織，并要求市政協所屬杭州文史研究會及有關專委會聯系專家共同對鳳凰寺所藏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古碑銘進行轉譯和釋讀研究。2012年后，新任杭州市政協主席葉明繼續對此項研究給予了高度重視和支持，從各方面創造條件加以推進。這項由杭州文史研究會牽頭，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南開大學、南京大學等國內著名高校和研究機構的專家學者組成的學術研究團隊，開始深入進行正式籌劃和研究論證的工作。

一波三折

根據分工，杭州文史研究會負責組織碑銘的釋讀研究。經過多次接洽，其與莫爾頓和蘭天浪先生達成合作意向，委托他們進行釋讀。2011年4月，蘭天浪博士再次來杭州，與杭州文史研究會正式簽訂了合作研究和出版意向書。與此同時，莫爾頓先生加緊工作，基本完成了碑文的釋讀和注釋。

不幸的是，此后不久，莫爾頓先生被查出患有皮膚癌，確診時癌細胞已擴散，研究工作被迫中斷。2011年12月，莫爾頓先生病逝。

雖然此時莫爾頓先生的研究工作已處于掃尾階段，但還有不少地方，尤其是注釋，尚未最終完成，需要根據他的線索繼續完成，碑文釋讀也需要進行獨立的審核和校對，最終還要將所有英文翻譯成中文。其實，這樣的工作難度和工作量并不比另起爐灶來得輕松。

在這進退兩難的時刻，元史研究前輩、中外關系史大家、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授黃時鑒先生給予了有力指導，他建議杭州文史研究會與北京大學的學者合作。為此，杭州文史研究會聯系到老朋友、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張帆和副教授黨寶海，請他們邀請相關學者共同參與這項工作。

對杭州文史研究會來說，這是開展國際合作研究的首次嘗試，在與諸多學者的溝通交流和學術成果的出版過程中，都會遇到諸多困難和疑惑。

為了順利推進這項工作，杭州文史研究會與黃時鑒先生建立了經常性聯系，并請他擔任這項研究工作的顧問。杭州文史研究會秘書長王利民和副秘書長樓毅生、倪素濃、吳志堅等曾十多次登門向黃時鑒先生求教，共同商量研究思路，確定研究方案。每當研究工作遇到困惑時，黃時鑒教授都會不辭辛勞，花很長時間與研究會同志進行深入細致的探討，并提出非常專業的思路和建議，使這項研究的組織工作每一步都能夠順利前行。

讓人感動的是，黃時鑒先生在罹患肺癌期間，依然非常關心這個研究項目的進展情況，并給予研究會最直接的指點。2013年4月黃時鑒先生去世，使研究會失去了一位高參。

為借鑒學習伊斯蘭古碑銘研究經驗，2012年3月，杭州文史研究會又由常務副會長宋傳水帶隊，專程赴福州拜訪了泉州阿拉伯文碑銘專家、福建省社會科學院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中心主任陳達生研究員，并實地考察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學習伊斯蘭古碑研究釋讀工作的經驗和做法。

當年5月，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張帆、副教授黨寶海和伊朗德黑蘭大學碑銘學專家烏蘇吉教授，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波斯語系王一丹教授一行四人，專程來到杭州鳳凰寺對古碑進行釋讀研究。

回京后，中央編譯局翻譯周思成加入這項工作。根據團隊分工，王一丹、烏蘇吉負責碑文原文與莫爾頓釋讀的對校，周思成負責整體翻譯和校注，黨寶海擔任漢譯文校，吳志堅整理校對，張帆綜合研究成果。經過半年多的艱苦努力，2012年8月基本完成。

為論證這項研究工作的準確性和完整性，杭州文史研究會召開杭州鳳凰寺藏阿拉伯、波斯古碑文釋讀考訂評審會，邀請這個領域權威專家對初步成果進行評審。

評審會后，北京大學研究團隊根據學者們的意見，又對碑銘譯稿作了進一步的修改和校訂，使這部書稿盡可能體現完整性和準確性。

2015年，中華書局正式出版發行《杭州鳳凰寺藏阿拉伯文波斯文碑銘釋讀譯注》。中華書局總編輯顧青在看到這套書籍出版后說：“杭州市政協聯合多方力量、組織國內外學者開展這項研究，是站在一線推動杭州文化發展的有力之舉，作為杭州文史研究會宗教歷史文化研究叢書的第一部成果，其首次整體釋讀、全面展示了這21方碑銘，體現了這一領域最高研究水平。”

在首發座談會上，杭州市政協主席葉明表示：“此書見證了元代杭州的包容開放和中華文化的多元，對擴大杭州的文化影響力、推進城市國際化都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元史研究會會長劉迎勝更是對此高度贊揚，認為這項成果還原了杭州城市發展史上——世界上最美麗華貴“天城”時期的歷史，實證了杭州當時的國際化發展水平。

歷史見證

杭州鳳凰寺所藏阿拉伯文墓碑有的保存完好，有的已有殘損。按照其銘文體例，墓主生卒年等信息在最后一行，刻在墓碑的最下端，比較容易殘損。

凡紀年信息尚存的，都顯示為元代，其余墓碑形制大致相同，年代相去不遠。墓碑銘文顯示，在這些墓主人中，有波斯人、阿拉伯人、中亞人和突厥人；其所從事的職業，有商人、行省高官、軍事官員，以及純粹的宗教人士；從宗教派別看，有遜尼派、什葉派、蘇菲派；他們多從陸路而來，有一位墓主甚至就來自汗八里，即大都（今北京），也有個別通過海路而來。

這些人的社會地位普遍較高。如伊斯蘭先賢卜合提亞爾，全名“不花剌人異密·卜合提亞爾·賓·補白克·賓·烏馬兒”，無論地望、父祖姓名，都顯示他應當出自元代赫赫有名的賽典赤家族。該家族世鎮云南，有一支后裔在江浙行省擔任行省高官。其他墓主雖然族源各不相同，但社會地位都較高。

種種證據表明，元代杭州穆斯林人口繁庶，大商富賈眾多，聚居區位于市中心繁華地帶，面積廣大，擁有數座清真寺。這種繁榮顯然深深植根于當地社會經濟中，而不僅僅能用單純的政治原因所能解釋。

在宋元時代，中國海商與阿拉伯、波斯海商在印度西南部進行大規模中轉貿易，并與地中海、波羅的海貿易圈遙相呼應。杭州，作為江浙行省省會和京杭大運河南端城市，是這些港口進入腹地的重要節點。

通過大運河，杭州與大都直線貫通，而大都作為元代的首都，甚至是當時歐洲商人的目的地。在元代和平時期，橫貫歐亞大陸的交通前所未有地暢通無阻。墓碑銘文反映，數位墓主經商泛海遠至巴格達，并前往麥加朝拜。細香料、藥材和寶石是其販賣的重要商品。也有墓主自陸路而來，并不排除經商的可能。墓主們雄厚的財力顯然與他們從事海外貿易有關。

與唐、宋時期來華的穆斯林相比，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新特征。彼時聚居于“蕃坊”的穆斯林多為阿拉伯或波斯商人，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而來。而元代杭州穆斯林無論其族源的多元性、參與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的深度、聚居區繁華程度，都是唐宋蕃坊不能相比的。

這批墓碑還有一個有趣的特征：其形制為穆斯林式，使用語言為阿拉伯語和波斯語，但許多刻紋卻是明顯的漢式。

這個特征是富有意味的。其告訴我們，“全球化”并不始于今天，早在700年前，其所達到的程度已經超出我們想象。那是一種既保持某種共同的認同，又寬容而多元的“全球化”。這在全球化勢不可擋的今天，足以令人震撼。文/記者 付裕

（本文得到杭州市政協文史委及杭州文史研究會大力支持，特此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