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扶貧，是我國當前脫貧攻堅工作中最難啃的硬骨頭，也是我國扶貧工作的一個主攻方向。針對目前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2000萬貧困人口，可以考慮采取“靶向治療”。

這是3月4日下午，習近平總書記參加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民進、農工黨、九三學社界別聯組討論時，針對全國政協委員、農工黨中央專職副主席兼秘書長曲鳳宏關于健康扶貧的發言，做出的回應。

雖然時間已經過去了十多天，再回味習總書記的回應，曲鳳宏依然感到振奮、鼓舞。因為，“這是農工黨為2000萬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群眾的健康扶貧工作，做出的實實在在的推動”。

脫貧攻堅任務能否實現關鍵在健康扶貧

到2020年，讓所有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一道邁入全面小康社會，既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事件，也是我國對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確定的減貧目標做出的莊重承諾。

在曲鳳宏看來，能否如期兌現脫貧承諾，關鍵要看那2000萬因病致貧群眾能否如期脫貧，這也是農工黨中央對脫貧攻堅工作做出精準調研后得出的結論。

“國務院扶貧辦2015年的數據顯示，全國貧困人口中，44.1%是因病致貧。還有些貧困人口是因為疾病因素導致的貧困，但并沒有被列入因病致貧人群，如果這部分人群也被列入因病致貧群體，這個比例應該不低于50%。另據國家統計局今年2月28日公布的數據，我國繼2015年減貧1442萬人之后，2016年又減貧1240萬人，現農村貧困人口還剩下4335萬人。也就是說，目前我國仍有超過2000萬貧困人口需要通過健康扶貧的方法來幫助他們擺脫貧困，這個群體數量之大，不容忽視。”曲鳳宏向記者強調。

除了群體數量大，工作周期長也是健康扶貧工作“難啃”的原因。

“正如習總書記所言，健康扶貧工作不會隨著2020年‘兩個確保’目標的實現而結束，這可能是一項需要奮斗更長時間的工作。換句話說，健康扶貧工作是一個動態過程，在現有因病致貧人口實現脫貧的過程中，還可能不斷有新的因病致貧人群產生。當然，這并不妨礙我國2020年脫貧攻堅任務的完成，只是對新的因病致貧人口，我們還需要不斷地采取‘靶向治療’。”曲鳳宏告訴記者。

另外，需要特別注意的是，伴隨著有勞動能力的人逐漸脫貧，因病致貧的人在貧困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還會不斷增加，這也會導致健康扶貧工作更加艱巨和復雜。

“我們的調研發現，在因病致貧人口中，1/3是因為疾病影響了勞動能力所致，另有12%是因為災難性的大病支出而導致的貧困。顯而易見，通過生態扶貧、教育扶貧、產業扶貧等脫貧措施，有勞動能力的人脫貧相對容易，而因疾病喪失勞動能力的人要實現脫貧則相對困難和復雜得多。可以說，我國能否在2020年實現‘兩個確保’的目標任務，關鍵在于因病致貧的2000萬貧困人口能否順利脫貧。因而，將健康扶貧比喻為我國脫貧攻堅工作‘最難啃的硬骨頭’并不為過。”曲鳳宏表示。

健康扶貧也需要精準識別和定位

對口云南省開展脫貧攻堅民主監督工作，是中共中央賦予農工黨的一項重要工作任務。為了做好這項任務，農工黨中央專門成立了精準扶貧精準脫貧領導小組，曲鳳宏擔任小組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負責協調農工黨各省（市）級組織及農工黨中央各專門工作委員會共同就脫貧攻堅工作建言獻策。

“監督的目的是為了脫貧，‘啃硬骨頭’需要‘靶向治療’，即精準施策。而要精準施策，首先需要精準識別貧困群體、致貧原因。”曲鳳宏告訴記者，在云南，農工黨堅持利用兩條技術路線開展脫貧攻堅民主監督工作———一條是依托當地中共黨委和政府，了解其脫貧攻堅的政策安排、工作措施、經費使用及扶貧效果等信息；另一條技術路線，則是采用統計學抽樣調查方法，進村入戶獲取第一手資料，這是農工黨精準識別貧困群眾狀況的科學依據。

“云南的貧困戶大都分布在山區，要搜集扶貧資料通常需要翻山越嶺，難度可想而知。為了獲得能夠代表脫貧攻堅基本情況的樣本數據，農工黨按照科學的統計學抽樣調查方法，在云南省四大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設置了哨點村，抽取了滿足至少2%精度需求的樣本量開展入戶調查。通過對回收的問卷數據進行科學分析處理，農工黨得到了第一手脫貧攻堅相關資料，然后再將這份資料與當地黨委和政府提供的資料作比對，就能夠較為切實、客觀地掌握扶貧工作開展的情況。”曲鳳宏向記者介紹。

實際上，運用統計學的方法對云南省的脫貧攻堅重點鎮村、特色鎮村進行全面調查“解剖麻雀”，注重構建科學的脫貧攻堅民主監督體系，是農工黨充分發揮黨派專委會智囊團優勢所做出的選擇。

據曲鳳宏介紹，在對口云南省脫貧攻堅民主監督工作的實施過程中，南京郵電大學人口研究院做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貢獻。其中包括選取樣本點、設計調查問卷、組織入戶訪談、數據處理分析、建立數據庫，以及根據大數據分析結果提出專業性政策建議等。南京郵電大學人口研究院，原來是國家培養人口與計劃生育高級管理干部的基地，2013年與南京郵電大學合并辦學，該院擁有豐厚的應用統計學學科基礎。南京郵電大學校長楊震也是農工黨中央副主席，該校人口研究院的院長也是農工黨員，他們都是農工黨開展健康扶貧工作的重要力量。

“我們在哨點村開展入戶調查及健康扶貧工作，所依托的一股重要力量就是過去的計生專干，這些計生專干遍布在云南省各地，以前他們經常走村串戶比較了解當地的貧困村民狀況。所以，他們也能夠在專家培訓后，按照統計學要求去很好的開展入戶訪談、搜集相關數據，這對于我們能夠獲得真實的數據結果至關重要。”曲鳳宏向記者表示，他在聯組發言時之所以能夠把數據匯報得清楚，措施提得恰當，就是得益于這些前期工作的開展。

與脫貧攻堅同步進行的民主監督才更有意義

做好脫貧攻堅民主監督工作，是中共中央賦予農工黨的一項工作任務。而開展健康扶貧工作，對于以醫藥衛生、人口資源和生態環境領域高中級知識分子為主體的農工黨來說，則是工作強項。

“實際上，針對脫貧攻堅工作開展民主監督與實施健康扶貧雖然工作方法不同，但是根本目的是一樣的。因而，這兩項工作也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曲鳳宏向記者解釋。

推進健康扶貧工作，首先要確保“有人給貧困群眾看病”。而在交通不便的邊遠貧困村，醫務人員匱乏、醫療機構基礎設施薄弱是普遍現象。因而，如何提高基層醫療機構的服務能力，從而保障貧困人口“病有所醫”成為當務之急。

“對此，農工黨充分發揮醫藥衛生人才資源豐富的優勢，在云南積極開展全科醫生培訓和家庭醫生簽約服務制度。我們利用龐大的農工黨員群體，對基層鄉鎮衛生院特別是貧困地區的全科醫生實行定期培訓工作，并由農工黨員醫生帶頭率先與貧困戶簽約。為因病致貧的家庭提供精準的家庭醫療服務，解決這些貧困群眾就醫服務‘最后一公里’的問題。經過一年多的健康扶貧實踐，在我們開展工作的地區，簽約家庭醫生的便捷服務贏得了群眾的信任，因為這些家庭醫生的宣傳引導，貧困群眾的防病意識也有了明顯的提高。”曲鳳宏告訴記者。

不過，曲鳳宏同時也表示，雖然農工黨開展的健康扶貧工作已經初現成效，但健康扶貧工作依然是一項長期且艱巨的任務。這一方面是因為基層醫療資源的配置本身就參差不齊，醫務人員服務能力的提升并不是立竿見影的過程；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即使貧困群眾實現了“有人給看病”，也還需要“有錢管治病”。事實上，對于這些已經因病致貧的人群來說，如果沒有國家層面提供醫療經費保障，靠自身能力幾乎不可能脫貧。

“所以，我們呼吁國家對因病致貧的這部分人群實現醫保的全覆蓋和保障兜底，基本解決貧困人口的直接醫療費用問題。此外，還應該由政府出面來探討‘補充保險’制度，研究通過政府出資和社會捐助等途徑，探索商業保險對因病致貧人群的補充支持。”曲鳳宏說，這些建議，實際上是農工黨在開展脫貧攻堅民主監督和實施精準健康扶貧的過程中，針對新問題所提出的新建議。而作為一位出生于上個世紀60年代初的人，曲鳳宏雖然沒有經歷上山下鄉，卻感受過我們國家那個極度貧困的年代。因而，他的建議也并未只是針對云南省，實際上他希望的是這些建議可以普惠到我國每一位因病致貧的群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