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從“八年抗戰”到“十四年抗戰”——遼寧省政協文史人探尋抗日救亡歷史實記

2017年1月，教育部下發《關于在中小學地方課程教材中全面落實“十四年抗戰”概念的函》。文件要求，各級教育主管部門全面排查，凡有“八年抗戰”字樣，一律改為“十四年抗戰”，并視情況修改與此相關內容，確保樹立并突出“十四年抗戰”的概念。

“十四年抗戰”寫進教科書并非偶然，各界專家學者為“十四年抗戰”觀點的確認努力了30多年，而遼寧省政協為求證這一史實更是傾注了無數的心血。幾代遼寧政協人用辛勤的智慧與汗水，對充分發揮政協文史資料“存史、資政、團結、育人”社會作用做了最生動的詮釋。

從《義勇軍進行曲》說起

遼寧省政協文化和文史資料委員會顧問（原省政協學習宣傳和文史委員會原副主任）趙杰，在政協從事文史工作30多年，是名副其實的“老政協”“老文史”，更是遼寧省政協探尋“十四年抗戰”始末的親歷者和見證人。

“抗戰八年還是十四年？看似一個簡單的時間概念，實則關系著東北抗戰史能否被世人認知的問題。我們要向‘八年抗戰’說法說不，不僅需要勇氣，還需要有足夠的證據來證明。”趙杰說：“‘十四年抗戰’要得到世人的認同，不僅要在思想上、資料上、論證上做好充分的準備，還應該尋找合適的角度、合適的契機，把這些論證的結果推向全國。”

從上世紀60年代起，遼寧省政協文史委在工作中征集、出版了大量的遼寧義勇軍文史資料。在編輯整理資料過程中，趙杰和他的工作伙伴們得以結識許多當年參與抗日救亡運動的歷史見證人。以盧廣績為代表的老領導、老同志經常談起抗日義勇軍英勇抗日的事跡，也經常談起《義勇軍進行曲》的來歷和背景。為此，大家有了新想法：說東北抗戰十四年沒有人承認，但國歌《義勇軍進行曲》人人會唱，以此為歷史背景研究東北抗日義勇軍、再從義勇軍談到十四年抗戰不正是一個很好的角度嗎？

隨后，遼寧省政協文史委組織委員并邀請史學專家多次進行論證。大家一致認為，國歌名為《義勇軍進行曲》，而義勇軍恰恰是在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首先是以遼寧的民眾為代表，“被迫發出最后的吼聲”。毛澤東同志1945年就在《論聯合政府》中談到：“國民黨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東三省的人民，東三省的一部分愛國軍隊，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或協助之下，違反國民黨的意志，組織了東三省的抗日義勇軍和抗日聯軍，從事英勇的游擊戰爭。這個英勇的游擊戰爭，曾發展到很大的規模，中間經歷過許多困難挫折，始終沒有被敵人消滅。”

同時，創作于1934年的《義勇軍進行曲》是電影《風云兒女》的主題歌。而在這部電影中，東北青年正是在炮火中高唱著《義勇軍進行曲》沖向敵陣，表達了中華民族奮起抗擊外敵入侵，收復失地的決心。

趙杰說：“到1934年，盡管東北抗日義勇軍風起云涌的斗爭，在外敵和內患的夾擊下，已經低落了，但在東北愛國民眾為主體的抗戰中，用抗爭和鮮血孕育了《義勇軍進行曲》。它不僅表達了人們對東北抗日義勇軍不屈外辱、英勇搏擊的民族正氣的敬重，更寄托著中華民族在危亡關頭，同仇敵愾，抗敵御侮的決心。”

論證的結果得到了遼寧省政協領導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支持。1998年是八屆遼寧省政協開局之年，省政協文史委在全省政協文史工作協作會上確定了工作任務：在八屆省政協期間，圍繞“義勇軍——義勇軍進行曲——國歌”的淵源關系這一課題，組織省、市、縣（區）三級政協聯合對分布在全省各地的58路抗日義勇軍斗爭遺址、遺跡進行全面視察調研。其目的是切實保護和充分發掘這一寶貴的精神資源，對青少年和人民群眾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并在此基礎上充分挖掘史實，整理、運用義勇軍斗爭史料，為愛國主義教育服務，探索政協文史工作履行參政議政職能的新路子。

一場近5年的調研戰役

1998年6月，遼寧省政協文史委組織省內史學界專家、學者在沈陽市和丹東市寬甸縣兩地，就遼寧抗日義勇軍在抗日斗爭中的地位進行了研討、論證。會議提出，省、市、縣（區）三級政協聯合或自行開展視察調研，抓緊挖掘、搶救、征集有關義勇軍活動的“三親”口述史料。要形成有關視察調研義勇軍抗日斗爭遺址、遺跡紀實性專著，在此基礎上召開論證會，以翔實的史料充分論證中國抗日戰爭十四年的史學觀點。各級政協組織要與政府部門協商，修繕、保護義勇軍斗爭遺址、遺跡。

同年8月，調查戰役的第一槍打響了。遼寧省政協文史委組織政協委員、邀請專家、學者與沈陽、錦州、葫蘆島3市政協聯合，對其抗日義勇軍戰斗、活動的遺址遺跡進行視察調研。

九一八事變陳列館，第一支抗日義勇軍高鵬振部成立和戰斗遺址，北鎮廟抗日義勇軍攻城、誓師遺址，抗日義勇軍將領馬子丹墓，抗日義勇軍殲滅日軍古賀傳太郎大佐遺跡……視察組視察一路，走訪一路，座談一路，交流一路。大家在視察中發現，因年代久遠，當事人大多已經故去，知情人也不多了，許多寶貴史料及有價值的文物還失散在民間。

參與視察的遼寧省政協文化和文史資料委員會顧問（原省政協學習宣傳和文史委員會副主任）劉兆林回憶說：“一些抗日義勇軍斗爭的遺址、遺跡無人知曉或遭到破壞。有的城市在城市建設改造中，將與抗日義勇軍斗爭有關的文物建筑拆掉；更有甚者，遼西地區某縣在建市場時，竟將歷史上民眾建的抗日英雄鄭桂林的紀念碑給炸毀。還有一位義勇軍的后代，為了給其在抗日斗爭中英勇犧牲的父親辦理革命烈士證書，竟用了十幾年的時間。這些都加大了我們搜集史料的難度，也不得不使我們反思。”

趙杰對此感同身受。他記得，視察組到錦州市義縣劉龍臺農民張耀文家。在他家的院墻后見到非常不起眼的墳冢。村干部老趙（墓主人的遠房外甥）向大家介紹說，這就是抗日英雄馬子丹的墳。大家難以想象，一個當年馳騁抗日疆場的英烈，至今還躺在雜草叢生之處。趙杰對陪同視察的鄉黨委負責同志建議，應該將馬子丹的遺骨重新擇地下葬立碑。該負責人當即表示，他們已經做出計劃，將馬子丹等抗日英雄的事跡編寫成教材，對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和革命傳統教育。同時，還將馬子丹等烈士的名字鐫刻在紀念碑上，豎立于烈士陵園，供人們瞻仰。

視察組在葫蘆島市視察錦西人民殲滅古賀遺址時，在該市冮屯鎮鋼西村發現了一塊很普通的紀念碑，周圍雜草叢生，垃圾成堆，老遠就能聞到一股刺鼻的臭味。碑身一半已被雜物掩埋，露在外面不到一尺。參與視察的一位省政協委員隨手拿起樹枝，費了很大力氣清除了碑上的雜物，才看清碑上的字跡。據當地人介紹，這就是錦西市政府（縣級）1985年10月所立殲滅古賀聯隊的紀念碑。由于紀念碑位于公路邊緣，很不醒目，許多當地居民都不知曉此碑。有知情者將這座碑譏為“二尺碑”。視察結束后，視察組成員們不顧一天的奔波勞頓，馬上進行座談，對重建紀念碑提出了具體的意見和建議。葫蘆島市政協當即以提案的形式報送相關部門。隨后，在各級政府部門的高度重視下，重建紀念碑，并在紀念碑周圍修建花園。

“這樣的事例還有許多。因此，我們積極與各地政府部門協調溝通，開展對義勇軍遺址遺跡、遺物遺存立標志、樹碑碣、搞展覽、出專著等活動，進而運用翔實的史料，深入論證義勇軍斗爭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序幕和重要組成部分；深入論證中國抗戰十四年的歷史觀點。”趙杰說。

談及此次視察的影響力，遼寧省政協文史委副主任李興泰說：“首次聯合視察基本摸清了沈陽、錦州、葫蘆島三市抗日義勇軍的斗爭線索，肯定了義勇軍斗爭遺址、遺跡視察活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進一步增強了遺址遺跡保護和史料征集搶救的緊迫感和責任感，為下一步史料征集、遺址、遺跡保護工作奠定了堅實基礎。”

隨后，遼東、遼西的調研也隨之展開。1999年11月，遼寧省政協與本溪市政協聯合組成視察組，對本溪地區的抗日義勇軍斗爭遺址遺跡進行視察。視察組成員感受到，本溪地區的抗日義勇軍斗爭遺址保護得相對較好，大部分都有標志，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視察組在桓仁滿族自治縣視察遼寧民眾抗日自衛軍誓師大會遺址、原誓師大會現場———桓仁縣師范學校操場現為桓仁二中所在地，寬闊的操場右側是一棟教學樓，四周圍墻圈繞，早已沒有了上世紀30年代師范學校的蹤影，只有正門左側，一棟做傳達室的平房還是舊時的老房子。詢問傳達室的同志，均無人知曉關于誓師起義之事，更不知道學校原址原貌。為此，視察組當即提出建議，希望相關部門對遺址進行保護，并對史實進行進一步挖掘，給后人提供更多、更全面、更深刻的歷史資料。

近5年時間，視察組走遍了遼西、遼東、遼北地區的沈陽、錦州、葫蘆島、撫順、本溪、丹東、鐵嶺、朝陽等幾十個市、縣（區），行程數千公里。凡是義勇軍活動過的地方，都留下了視察組的足跡。2000年10月，遼寧省政協和丹東市政協聯合開展視察，了解遺址遺跡情況。2001年6月，視察組又與朝陽市政協聯合，走訪當地抗日義勇軍遺址遺跡……在此期間，全省各市、縣（區）圍繞抗日義勇軍遺址、遺跡的獨立視察也相繼展開，挖掘整理了更為豐富的文史資料。

“這是一項艱苦而復雜的工作。”李興泰介紹說，抗日義勇軍活動戰斗的范圍很廣，時間跨度長，大部分有價值的資料鮮為人知，有時翻越幾座大山，走了幾個村卻“顆粒無收”。為趕路吃不上飯或在山路上車子拋錨的事情也時有發生。但大家都沒有打退堂鼓，知難而上，發現搜集了大量的歷史見證，葫蘆島、撫順、沈陽、錦州、朝陽、本溪、鐵嶺、丹東、遼陽等地政協都提供了大量新的史料。

遼寧大學歷史學院教授胡玉海評價說：“省市政協聯合行動開展視察調研，對于我們進一步全面、深入研究中國人民抗日斗爭的歷史，特別是九一八至七七事變6年間，東北人民抗日斗爭的歷史，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他們用翔實的史料充分論證了義勇軍的歷史功績，進一步揭示了義勇軍抗日救亡的重要歷史意義和應有的歷史地位。”

這不是結束，只是開始

隨著視察的不斷深入，視察組成員們對抗日義勇軍斗爭歷史的重大意義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應運而生的是各級政協組織提出有關加大義勇軍斗爭遺址、遺跡保護力度；加大遺址、遺跡宣傳力度，強化愛國主義教育的真知灼見和相關部門落實建議所取得的階段性成果。一件件提案、一條條建議凝聚著政協文史工作者的智慧和汗水，彰顯了遼寧各級政協組織堅實執著的履職力量。

其中，“國歌墻”提案的提出與落實就是視察調研成果的具體體現。

2000年初，在省政協八屆三次會議上，趙杰與吳成槐、艾鴻舉、杜鳳寶、劉兆林、韓錫鐸、李英健、唐立杰、傅波等9名遼寧省政協委員聯合提出《關于在“九一八”歷史博物館建立國歌墻，提高精神文明水平的建議》提案。提案源于在視察調研過程中，委員和學者們紛紛談到，義勇軍的斗爭精神不僅是中國人民反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戰歌，也是中華民族大義大勇、充滿尊嚴的謳歌，應彪炳千秋史冊。委員們說：“國歌的誕生與義勇軍密切相關，是歷史給遼寧的一次機遇，圍繞國歌主題規劃遼寧文化建設，是我們的歷史責任，責無旁貸。”

提案得到沈陽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視，市領導批示，要求有關部門研究論證，開展相關工作。九一八歷史博物館邀請遼寧省、沈陽市政協委員連續多次召開座談會，共同商議建國歌墻具體方案。最終，建議得以有效落實。據九一八歷史博物館研究室主任高建介紹，在沈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設立的國歌墻，長8米，高4米，上面刻有作曲家聶耳創作的《義勇軍進行曲》手跡以及長城烽火和抗日英雄群體浮雕。國歌墻旁邊配有以《義勇軍進行曲》為背景的有關歷史文獻、圖片等資料。“國歌墻讓九一八歷史博物館的史實更加豐富了，內涵更加深刻了。社會各界反響非常好。感謝省、市政協為此所付出的努力。”高建說。

此提案在省政協提案評選中被評為優秀提案受到表彰，并得到社會各方廣泛關注。全國各大新聞媒體聚焦沈陽“國歌墻”，給予全方位報道。中央電視臺新聞中心記者專程趕來遼寧，以《永遠的國歌》為題，結合義勇軍的遺址、遺跡拍攝，對知情人進行了采訪；《人民政協報》開辟專欄，加了編者按，對這一提案予以登載。

提及提案的影響力，作為第一提案人的趙杰頗感欣慰：“一份提案竟引起如此高的關注度，是我和聯合提出提案的委員們始料不及的。由此，我愈加感受到政協委員的提案在履行職能中的作用和意義，愈加感受到身為政協委員的榮譽感和責任感。”

在此期間，遼寧各市也紛紛行動起來。1999年，本溪市政協《關于加強保護桓仁縣抗日義勇軍遺跡、遺址的建議》得到桓仁縣政府的認真采納，在桓仁縣二中設遼寧民眾自衛軍誓師大會標牌；在位于桓仁縣與寬甸縣交界處的公路左側防護墻鑲嵌長1米、寬0.6米的黑色大理石，注明“遼寧民眾自衛軍坎川嶺戰斗遺址”。

2000年，錦州市政協《關于建立遼西抗日義勇軍紀念展廳和紀念碑的建議》提案，被列為市政協重點提案送市政府辦理。錦州市在市博物館開設遼西抗日義勇軍紀念展廳，并舉辦《遼西抗日義勇軍之歌》展覽。

調查研究的腳步沒有因為時間的推移和階段性的成果而停歇。遼寧省政協仍然不間斷地征集、整理、出版有關抗日戰爭的史料，專門反映抗戰歷史的圖書一部部地相繼問世———1999年《“九一八”事變·抗日烽火》；2000年《興京舊事》；2001年《血肉長城———義勇軍抗日斗爭實錄（上下卷）》；2002年《讓民族之魂永存———抗日義勇軍斗爭遺址遺跡視察紀實》；2011年《山河作證》。這些書籍為謳歌先輩抵御日寇，浴血奮戰的大無畏精神增添了新的篇章。這些抗戰史料除了歷史意義，也有著現實意義。一些抗日英雄被埋沒的事跡，通過史料得以還其本來面目。有的抗日英雄，其家屬通過政協編輯的抗戰史料，向民政部門申請追認為烈士。

近年來，遼寧政協系統文史工作者們不遺余力地在參加全國各地舉辦的各種研討會時宣傳抗戰十四年的觀點。《人民政協報》、遼寧省政協機關報《友報》等媒體也對遼寧省政協的工作成果高度關注，多次予以報道。

2015年8月，遼寧省政協舉辦遼寧抗日義勇軍與《義勇軍進行曲》研討會。研討會上，遼寧省政協主席夏德仁提出，遼寧是英雄的土地，也是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的抗戰精神的發源地。我們要發揮好政協作為廣泛愛國統一戰線組織的優勢，從抗戰歷史中深入挖掘并弘揚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進程中形成的偉大抗戰精神，做到銘記歷史、緬懷先烈、珍愛和平、開創未來，為推動遼寧新一輪全面振興提供強大的精神力量。

與此同時，撫順、本溪、錦州、葫蘆島等市也陸續召開研討會，繼續深入系統地研究抗戰歷史，弘揚遼寧抗戰歷史文化。

經過十幾年的努力，遼寧抗日義勇軍的抗戰史終為各界所知，并最終獲得認可。現如今，“十四年抗戰”被寫入中小學教材。這一消息對于遼寧政協人而言，倍感欣慰。然而，他們認為，這不是結束，只是開始。正如遼寧省政協文化和文史資料委員會主任張鳳羽所說：“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們將繼續加強對抗戰歷史重點問題的研究，全面反映遼寧14年艱苦卓絕、英勇頑強的抗戰史實。充分發揮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在抗戰歷史研究工作中的特殊作用，加強抗戰史的挖掘和搶救，做好相關史料編輯出版工作。”

（本文得到了遼寧省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的大力支持，作者為遼寧省政協《友報》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