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界定傳統文化？傳統文化千頭萬緒，但歸結起來，主要還是儒、道、釋。只不過，今天談這三家，不能只限于文化本身，而要把儒、道、釋放在傳統社會的結構里，來看它們各自的功能。簡單說，“儒”，是修齊治平、家國天下，是維護一種人間秩序，具體說，是在家庭、社會、國家這些共同體內部，維護幾種最基本的人際關系：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等等。這些關系的特點，一是溫情，或者說，關系過密；二是權利與義務不平等，比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王驅策臣下，合乎禮法即可，而臣下卻必須報以忠肝義膽。“儒”由于要維護這種人間秩序，所以永遠是傳統社會的主流和主體。與“儒”不同，“道”是全身遠害，帶著一己之皮囊逃離這個秩序。“佛”，盡管有萬千義理，但歸根結底，是“道”的增強版。

以上，只是就儒、道、釋在傳統社會中的主要功能而言。近代，列強遠航而來，堅船利炮打破了天朝上國的原有格局。我們知道，傳統的制度和文化是一種上智下愚、尊卑有序的系統，在其中，真正認同國家的只有少數士紳階級，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底層群眾胼手胝足、目不識丁，在這個系統中是被壓抑、受排斥的，并不會有多少家國意識。所以，鴉片戰爭中，老百姓會成群結隊坐在海岸上“觀戰”；抗日戰爭中，壯丁們必須由國民政府捆綁送上戰場。這樣，在傳統士紳階級力有不逮或腐朽沒落的時代，就只有讓廣大群眾為國家承擔起責任，才能使中國避免印度那樣的殖民地命運。這樣，就必須變革傳統社會，改造傳統文化，讓絕大多數群眾獲得各項權利，讓他們從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各層面切身感受到：他們正是這個國家的主人，國家興亡，與有責焉。也就是說，由于傳統士紳階級的低能或沒落，必須讓廣大群眾從歷史的看客變身為歷史的主體。只有這樣，才能應對大危機，應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所以，要救亡，必須先啟蒙、先變革，中國因此走了一條經由文化啟蒙和社會革命最終實現國家獨立的路徑。

從“五四”到現在，近一百年過去了，從啟蒙、救亡、革命到建設，再到改革，其中，從1910年代直到1980年代，反傳統一直是現代中國文化的一種有重要影響的思潮。然而，今天，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國、第二大經濟體，高鐵、航天、無人機、太陽能、核電、智能手機等許多種行業位居世界前列，工業化以及連帶的城市化已進入后期，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40%等等。中國在經濟社會方面已深深邁入21世紀，在這樣新的歷史條件下，有必要換一種眼光，重新看待傳統。

顯然，經過“五四”、新中國成立、改革，主流的社會文化已幾經轉型改造，我們經歷了傳統封建性的家國體制的終結，又經歷了傳統社會主義國家單位制度的解體。今天，我們已經形成了一整套新的文化觀念、心理和情感結構，它們與當下的工商社會相匹配，總體上，這是一種以市場環境下的契約式人際關系為中心的價值觀和文化。這種市場化、契約式的人際關系，截然不同于古代社會封建共同體的模式，不同于那種過密而又不平等的人際關系。尤其是，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另類經驗、互動模式和網狀結構作為互聯網的基本特征，已經成為今天青年亞文化的鮮明標記，并深刻地塑造了主流社會的文化心理結構。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適宜傳統文化自身生長的氣候土壤已經改變了。我們與傳統之間早已“攻守易形”，尤其是新世紀以來，與20世紀的大多數時期不同，傳統文化主要不再是反抗或批判的對象，即不再是強者，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變為弱者，在很多時候成為搶救和保護的對象。在新的形勢下重新面對這個弱勢的傳統，一方面，我們不能因此視傳統為無物，但另一方面，更不宜將傳統奉為神明，將其視為解救現代人類困境的某種靈丹妙藥。為避免上述兩種片面性，我們應采取一種理性、從容和辯證的立場，以清理我們與傳統的關系。

當代文化作為一種文化主體，古為今用、推陳出新，對于傳統，自有其一整套吐納揚棄的機制。例如，傳統的抑商政策和倫理，在貨幣經濟和市場化改革的時代，當然就會被翻轉；與此同時，市場環境下的契約式人際關系常常使個人趨于原子化，因此，傳統文化中過密的人際關系，剔除其不平等的因素，就往往以家庭和同鄉或同學圈等形式傳承下來，用以抗拒人際關系原子化的趨勢。這里的改造或傳承往往是一種自然的、自發的過程，無需人為的頂層設計。因為說到底，它們不是規劃出來的，而是占支配地位的生產生活方式對于文化的一種決定性作用。我們所要做的，是把這種生產生活方式對于文化的無意識要求——更具體說，對于改造或傳承傳統文化的無意識要求，歸納、提煉、概括出來，使之成為某種原則和標準，從而把自發的吐納揚棄變為自覺的批判繼承。

以往，在革命和建設時期，對于傳統文化，曾經提出“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毛澤東）的觀點。毫無疑問，這種觀點依然適用于今天，只是我們也許可以做一些具體的補充，比如說，今天批判繼承傳統文化，應當本著有利于現代化、有利于社會進步、有利于人民精神境界提高的原則。這三個“有利于”也許可以成為我們清理傳統文化的某種粗略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