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樹杈的黎族竹管、鷹骨做的藏族鷹笛、低音笙、低音嗩吶、明代小管……數百樣從太爺爺輩兒上傳下來的手工樂器，擠滿了“宏音齋”第四代女傳人吳景馨在京西紫竹深處的家。

眼看樂器越來越多，為保證音準，不搬動物件，吳景馨和弟弟竟搬出去租房住，家于是成了民族樂器的“陳列室”。“打磨一件民族樂器、傳習一種技藝需要凝聚幾代人的智慧與心血。我得踏踏實實把清宮廷樂器制作技藝完整地傳下去，其他一切都為技藝傳承讓路。”

像吳景馨這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在北京有很多。

作為世界著名古都，北京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是一張“金名片”。需要繼承和保護的，除了有形的文物、古建、人類文化遺址等物質歷史遺存之外，還有燦爛珍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聚攏而成的人文氛圍。

“許多非物質文化遺產大師及傳承人集中在北京，他們參與構成了首都深邃獨特的文化底蘊。”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長龐微說。

上世紀80年代，打算赴美的吳景馨并不知道，她27歲后的人生要跟笙管技藝傳承緊緊綁在一起。

創辦于清朝末期的“宏音齋”歷經發展，成為一家中國民族樂器的百年老店。它是中國第一支標準嗩吶、第一支插口笛子、第一支加鍵嗩吶等樂器的誕生地，彌補了民族管弦樂隊低音聲部的空白。2011年，“宏音齋”被評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在昌平區傳習坊的車間里，吳景馨拿起一片剛制作好的笙簧片對記者說，一支樂器的研發和制作需要嚴苛的工藝。拿一支笙管舉例，制作時不僅要經歷選竹、烘干、打磨、拋光、蒸煮、灌蠟等幾十道工序，還要忍受校直時的烘烤、拋光時的灰塵、上蠟時的異味等考驗。單是做一片簧片就需要幾十刀、上百刀。“如果多鏟一刀或少鏟一刀，在你演奏時，技巧就反映不出來。”

“宏音齋”樂器的用料多為精選的竹子和進口的紅木、烏木、紫檀木。為了買上好的原材料，她曾收過古舊家具，曾和丈夫坐幾天的火車去云南、緬甸收購木材。

吳景馨還帶領“宏音齋”復活了敦煌仿唐管樂器等古樂器，將瀕臨失傳的少數民族樂器演奏家請到“宏音齋”，為他們錄制音像資料。她還探索了民族樂器的電子化，發明了“電子笙”。

為了弘揚中華文化，吳景馨在昌平區建立了“黃鐘樂府”，內設典藏坊、傳習坊、樂坊、交流坊等13個區域，來訪者既可近距離觀察樂器制作過程，也有機會學習民樂的演奏技巧。

“清朝宮廷樂器制作技藝是老祖宗的東西，不能丟。這曾經是父親的心愿，后來變成我的家族使命，再后來，是為中國民樂的弘揚和發展貢獻力量。”當年“傳男不傳女、傳內不傳外”的“宏音齋”如今廣收門徒。

而在“宏音齋”對角線方向，在距天壇南門不遠的北京琺瑯廠，景泰藍技藝國家級傳承人鐘連盛站在中國景泰藍藝術博物館的門口對記者說：“讓景泰藍從宮廷陳設，到真正進入人民生活，我們花了20年進行創新探索。”

他的身后是百余件不同朝代的景泰藍制品。擁有600多年歷史的景泰藍曾為皇家獨享，是宮廷藝術的代表，其造型、紋樣、色彩是中華傳統繪畫、吉祥文化的凝集，是美術、工藝、雕刻、鑲嵌等技藝的集大成者，被稱為國寶“京”粹。

然而，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國外市場飽和，加之國內市場對工藝品的消費匱乏，讓這項寶貴的技藝遭遇嚴冬，整個行業遭到不小的沖擊。同業者紛紛轉行做家裝裝飾，或改從繪畫、舞美等藝術。不僅如此，首都非遺的傳承參差不齊、部分技藝逐漸凋零甚至瀕臨失傳的現狀令鐘連盛感到擔憂。

鐘連盛認為，改變的時候到了。“不能讓景泰藍停留在‘擺設的角色’。得讓深藏在博物館的傳統文化標本‘活靈活現’，融入時代脈搏，進入百姓視野，貼近人民生活。”

為重拾傳統文脈，鐘連盛提出，要讓景泰藍在材質、工藝保持原汁原味的前提下，融入時代特色和藝術思潮，在設計理念上必須多元、超前，藝術發展上不能簡單復制元明清特色。

元代到清前期，景泰藍的制作原色只有以藍色為主的六七種，清代中期達到了20余種。如今，北京琺瑯廠研制出包括無鉛用料在內的68種釉料顏色的配方，在使用功能和應用領域上也有所拓寬，從室內的建筑裝飾到室外的景觀工程，適合不同人的需求，貼近了人民生活。

人們發現，北京APEC會議期間，在雁棲湖集賢廳，斗拱、門套、裝飾上多了別具特色的景泰藍，它古樸典雅又不乏精美華貴，引來外國首腦頻頻稱贊。然而這項十一二世紀傳到歐亞大陸的琺瑯工藝，由于費工耗時，在今天的其他地區，除少量應用于手表表盤與首飾加工中，已基本看不到了。

“傳承是非遺的生命啊，要讓我們民族的非遺瑰寶走出‘深閨’，融入北京的城市性格。”在鐘連盛看來，非遺的傳承與創新還有太多事要做，他的心愿是：與傳承人們一起，在景泰藍技藝的發展史上留下時代的痕跡。

民眾是文化的創造者，也是文化的主人。“要讓當代人了解、珍視、愛惜、喜歡我們自己的非遺文化，他們才會與我們一起做傳承人，像愛護眼睛一樣保護并延續我們的文脈。”鐘連盛說。新華社記者  李斌  張漫子  孔祥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