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看起來都挺“迷惘”，甚至也涉及“自殺”這樣的極端話題，但這次所謂大學生“空心病”的討論，與當年的“潘曉來信”不一樣。當年的“潘曉來信”是青年自我與主體性的覺醒，是自我反思性的體認，而如今的“空心病”似乎印證著部分青年主體意識的稀薄，折射了某種自我放逐。

“空心”源于回避“意義”二字

筆者沒有查到徐凱文先生關于“空心病”一文中各種數(shù)據(jù)的具體來源（如“北大一年級新生，無論本科生還是研究生，40.4％的人認為活著沒有意義”），因而無法去核實這些數(shù)據(jù)采集的科學性與準確性，但是根據(jù)自己在高校工作的觀察，類似情形的確存在。

最近，我一直在和即將畢業(yè)的本科生、研究生談畢業(yè)論文，我認為文科的論文寫作就是一個“尋找意義”的過程，循著“發(fā)現(xiàn)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邏輯，寫一篇符合學術規(guī)范的論文，應該是大學生在一段學習結束時給自己最好的交待。遺憾的是，很多學生坐到我對面時一臉茫然，他們不知道有什么話題可以挖掘、有什么現(xiàn)象值得討論。當你覺得活著都沒有意義的時候，還有什么學術問題會讓你覺得有意義呢？

一些大學生回避“意義”二字，這絕不僅是在大學階段形成的。我們的教育從幼兒階段開始，更習慣于讓孩子“接受意義”而不是“尋找意義”。網(wǎng)上流傳過一篇中美歷史教育比較的文章，在學習某次戰(zhàn)爭的時候，中國學生被要求熟記時間、地點、事件這些“史實”，而美國學生會被要求寫一篇小論文分析“如果這場戰(zhàn)爭英國軍隊贏了會怎樣？”

我們的學生習慣于認為，教材的說法總歸是對的，老師講的也一定是對的，從而在一開始接受教育時就缺乏反思和批判的動力，也逐漸養(yǎng)成了實用主義傾向——只要和書本、老師一致，就能拿到分。

分數(shù)是我們學生的“命根子”，網(wǎng)上說“五年高考三年模擬”，這直接導致我們的學生進入大學以后出現(xiàn)很多不適應：要么覺得進入大學后可以喘息一下；要么覺得父母規(guī)劃的人生目的已經(jīng)實現(xiàn)，可以交差了；要么把大一變成“高四”，依然用中學“刷題”的思路來應對大學的學習，考前突擊一番，最后分數(shù)還不錯……

大學階段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時光之一，大學生出現(xiàn)上述種種情況，再與大學的“擴招”、功利主義和數(shù)據(jù)導向的考核以及師生關系的淡漠等問題疊加在一起了，因此，簡單地把板子打在青年身上是不妥的。

“焦慮”折射出時代境遇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特定的命題和問題。在“潘曉”之前，我們有“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在“潘曉”之后，還有“平凡的世界”。在任何急遽變動的時代，個人與時代的關系永遠會擺在青年面前，而大學生的精神狀態(tài)又是一個重要的風向標。

歷史地看，人的精神狀態(tài)也是近現(xiàn)代西方文學和哲學討論的一個重點。1925年英國詩人托馬斯·艾略特創(chuàng)作了詩歌《空心人》（The Hollow Men），刻畫了現(xiàn)代人的無聊、空虛、焦慮的精神生活，被認為是描寫當時人的精神狀態(tài)的代表作。1930年，德國哲學家雅斯貝斯寫出了《時代的精神狀況》一書，特別討論了“個體自我在當代狀況中的維持”“精神的衰亡與可能性”等問題。雅斯貝斯曾長期在德國海德堡大學研究心理學和精神病學，他說：“以往是少數(shù)人焦慮地思考我們的精神世界所面臨的危險，而現(xiàn)在，大戰(zhàn)以后，這種危險的嚴重性已是人人都清楚了。”1964年，面對西方世界進入發(fā)達工業(yè)社會之后的各種問題，另一位美籍德裔哲學家馬爾庫塞出版了《單向度的人》一書，他闡明了西方社會中人們內心里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是如何被一點點侵蝕掉的，人最后如何成為“單向度的人”，即喪失了創(chuàng)造力，不再想象和追求與現(xiàn)實生活不同的另一種生活。

如果說以往我們在讀這些內容時還覺得都是“西方語境”，那么現(xiàn)在這些問題也隨著中國社會高速的變革與發(fā)展來到了我們面前。馬克思說，“意識的一切形式和產(chǎn)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來消滅的”，這也許就是“時代的精神狀況”在大學生群體中的表現(xiàn)。我在做大學生班主任時，常會去學生宿舍轉轉，讓我擔憂的是，學生宿舍的很多書架上，最多的幾種書往往是公務員考試、英語考試、計算機考試和心靈雞湯類。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我的導師告訴我，他們在上世紀80年代初讀大學時，宿舍條件很差，沒有獨立書架，但當時的大學生卻如饑似渴地閱讀各種經(jīng)典名著、床上床下塞滿了書……

當然，當年的大學生由國家負責分配工作，不用交學費，能讀書自然遠強于“晝出耘田夜績麻”。如今的大學生必須面臨市場的選擇、經(jīng)濟的壓力，面對這樣的形勢，一方面有可能轉化為奮斗的動力；另一方面也可能導致非常功利化地讀書和生活，在這個過程中如果遇到挫折，更容易產(chǎn)生各種消極情緒乃至迷失自我。

我們在短短十幾年時間里讓我們的高等教育入學率趕上了中等發(fā)達國家，但同時也有相當多軟件和硬件沒有跟上，對整個大學生群體的心理干預也還比較滯后。高等教育普惠百姓是一件好事，但文化心理、群體心理這些層面的跟進和調適，可不像造一幢教學樓那么容易。

應對“空心病”須防簡單粗暴

現(xiàn)在不少大學生，就像“被拉壞了的彈簧”，每只彈簧都有它一定的拉伸限度，一旦超過極限，再想恢復這個彈簧的功能就很難了。或許，這些青年正是“空心病”的受害者：當來自教育系統(tǒng)和社會其他方面的壓力過多地傳導到他們身上的時候，他們的內心可能就塌陷了。

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推崇的是“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時至今日，不少青年可能更接近于卡夫卡說的“我們稱之為路的，不過是心中的彷徨而已”。今天的年輕人如何找到自我，如何幫助每個年輕人找到自己獨特的路，讓他們不彷徨或者不太彷徨，這能否作為應對“空心病”的一帖藥呢？

面對“空心病”，最先訴諸行動的必然是各級教育工作者。我們不一定有能力改變整個生態(tài)，但是我們可以打造一個小的試驗田，讓學生盡可能獲得一些“分數(shù)之外”的東西。雅斯貝斯在另一本名為《什么是教育》的書中說，教育活動關注的是，人的潛力如何最大限度地調動起來并加以實現(xiàn)，以及人的內部靈性與可能性如何充分生成，質言之，教育是人的靈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識和認識的堆積。誠哉斯言，雖然做起來難上加難，但不妨有空拿出來品咂一番。

此外，全社會不妨以此為契機，展開對“空心病”現(xiàn)象的嚴肅討論和學術研究。我查閱了中國知網(wǎng)，發(fā)現(xiàn)徐凱文先生本人至今也還沒有在學術期刊上公開發(fā)表過直接和“空心病”相關的研究成果。“空心病”不一定能成為學術概念，但與之相關的文化現(xiàn)象、社會現(xiàn)象和心理問題，一定是可以研究的。如果“空心病”只是被媒體和大眾炒來炒去，那只能說明這種“病”在到處蔓延。

最后，我們要警惕那種用簡單粗暴的方法去應對“空心病”的做法，莫將教育者自己的焦慮轉移到學生身上。相關學校和部門，千萬不能因為看到有“空心病”現(xiàn)象的報道，就把學生一批批拉去聽講座、做測試、填量表、建心理檔案。從表面上看，這樣做了之后學校可以表態(tài)說“我們工作不缺位了”，不過“空心病”的受害者一定是各有各的具體情況，“一人一策”才是真正關愛學生、解決問題的辦法。說白了，還是得用心、用愛。（蘇州大學鳳凰傳媒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