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藝術家阿爾豐斯·穆夏（Alphonse Mucha），以優美而富有裝飾性的繪畫風格廣為人知，他一生創作了大量的商業海報與宣傳畫，尤其是流暢植物紋樣裝扮下的女性形象最具標志性。另一方面，穆夏更是一位懷有深沉民族情感、積極融入社會的藝術家，來自時代氛圍和民族心理的雙向因子在他身上始終共同作用，令他創作出了反映斯拉夫民族自我認同的歷史性題材繪畫。

正在東京國立新美術館舉辦的“穆夏畫展”全方位呈現了畫家的藝術面貌，包括他最典型的巴黎時期“穆夏風格”作品，20幅《斯拉夫史詩》油畫巨作也首次呈現亞洲，展期將至6月5日。

“新藝術運動”的輝煌旗手

1860年的夏季，阿爾豐斯·穆夏（Alphonse Mucha）在摩拉維亞（Moravia）的南部小城一個中產階級家庭出生了。此時的摩拉維亞尚屬奧匈帝國統治。一戰前，奧匈帝國的政治版圖極其遼闊，為了能夠有效地管理他的臣民，約瑟夫皇帝為帝國建立了一支超民族軍隊，并規定德語為統一語言。工業革命的強大影響力促使帝國取得了經濟、文化、科技各方面的飛速發展。與此同時，龐大版圖的內部也暗潮涌動，隱藏著復雜而眾多的民族、地區矛盾，各民族團體之間不僅因黨派斗爭，而且因地區差異難以相容。

直至一戰爆發，歷經斗爭、紛紛成立的眾多新興民族國家，終于走上了各自獨立的發展道路。穆夏的家鄉摩拉維亞也獲得新生，成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組成部分。所有這些社會變化，無不對穆夏的藝術之路產生影響。作為一位懷有深沉民族情感、積極融入社會的藝術家，來自時代氛圍和民族心理的雙向因子在他身上始終共同作用，并預示了一個悖論的出現：在商業繪畫取得廣泛影響之后，穆夏何以放棄商業上的成功毅然投身主題性歷史畫的創作？

1871年，穆夏獲得了圣彼得羅馬教堂的獎學金，便前往布爾諾市寄居學習，并加入了圣彼得和圣保羅大教堂的唱詩班。這座建于18世紀的大教堂保存了許多巴洛克風格的藝術品，精美的雕刻和著神圣的唱誦聲，無疑給年幼的穆夏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啟迪著他的心智。中學畢業后，穆夏回到家鄉在法院里做文員，但對藝術的向往卻從未停步，此時他仍然夢想著成為一位畫家，一位杰出的歷史畫家。

夢想照進現實仿佛令人生充滿激情，但人生卻多有不如意。這句話用在年輕的穆夏身上似乎恰如其分，看看他的求學之路便能明了。自1877至1889年的十多年間，穆夏輾轉于布拉格、維也納、慕尼黑和巴黎這些享有“都市”形象的新興城市，他的求學之路，更像是在實踐中學習的藝術探索過程。

被布拉格美術學院拒絕后，他在維也納一家劇院內謀得了一份繪制布景畫的工作，白天畫布景，晚上奔赴美術夜校上課。維也納，這座激蕩著各種思想的文化大熔爐，此刻不僅開闊了穆夏的眼界，還令他遇到了自己的藝術“偶像”——漢斯·馬卡特（Hans Makart，1840-1884）。馬卡特較傳統學院派的不同之處在于對色彩的重視和追求，精致的服飾、充滿肉欲的女子以及明快的色彩是其藝術的顯著特點，這種表現手法顯然對穆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然而好景不長，一場大火令劇院破產，穆夏被開除了。他只得回到家鄉，靠售賣肖像畫為生。也許上天眷顧著這位時刻準備的青年，在米庫洛夫小城，他遇到了慧眼識珠的庫恩·貝拉西伯爵。伯爵對穆夏裝飾設計的私人宮殿相當滿意，便決定資助他到慕尼黑藝術學院深造。穆夏終于步入藝術正軌了，兩年后他又轉戰巴黎，于1887年正式進入朱利安學院。19世紀的歐洲美術學院仍然是以歷史畫創作為教學重點，學院派的嚴格訓練為穆夏打下了堅實的繪畫基礎。1889年底，貝拉西伯爵戛然中斷了他的贊助，經濟孤立的穆夏再次陷入困境。此刻，那成為歷史畫家的夢想顯然也不合時宜了。幸虧還有一技在手，為書籍雜志畫畫插圖、繪制些廣告畫還可勉強維持生計。

有一種時尚叫“穆夏風格”

雖然脫離了學院，但自來到巴黎起逐步建立的朋友圈，依然支撐著穆夏繼續在這座城市生活。他先后與畫家保羅·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劇作家奧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1849-1912）相識。1890年，穆夏又結識了當時著名的歌舞劇明星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1844-1923），并為她畫了一張造型為埃及艷后的素描，恰恰是這位紅極一時的女明星創造了改變穆夏命運的機遇。

1894年的圣誕節前夕，伯恩哈特找到了穆夏，請他為“文藝復興”劇院即將上演的歌舞劇《吉斯蒙達》（GISMONDA）設計海報。在長度足足兩米的海報里，穆夏把這位傳奇女明星塑造得如希臘女神般高貴優雅，背景的鑲嵌畫和人物服飾則呈現出一種特有的拜占庭風格。當海報張貼到巴黎的大街小巷，出人意料的轟動效果出現了。一夜之間，穆夏聲名四起，巨大的影響也使莎拉鞏固了自己巴黎頭牌女星的地位。于是，她與穆夏簽訂了長達六年的合約，從此穆夏幾乎包攬了伯恩哈特所有的演出海報、門票、戲劇服裝、珠寶首飾，甚至是舞臺布景設計。

19世紀末的巴黎不僅是整個歐洲的文化藝術中心，更以其綜合影響力吸引著世界范圍內機會主義者的目光。咖啡廳、大劇院以及沙龍文化彌漫著巴黎的空氣，各大劇院為求生存必須展開激烈的市場競爭，新出劇目的宣傳無疑成為其商業競爭的有力手段。另一方面，經歷法國大革命后近百年的發展，中產階級地位已然大大提高。除了那些由富有的商人、銀行家以及因工業革命而發跡的企業家們組成的社會精英團體外，19世紀的歐洲還存在著另一批財富擁有者，他們包括一些職業人士，如律師、醫生、作家、政府工作人員，甚至還有那些受店主雇傭的低級中產者。消費群體的擴大以及現實需求的刺激，既給藝術家的創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又為他們的嶄露頭角提供了時代之機。在時代氛圍的浸潤下，那些創意新穎、精美奪目的商業性演出海報幾乎成為巴黎街頭的一種時尚，并且預示著一場審美趣味的轉變。

當莎拉選中穆夏的那一刻，不僅意味著她終于找到了自己的藝術代言，同時，一場波及全歐甚至可冠以“歐洲風格”之名的新藝術運動更已悄然來臨。就創作手法而言，穆夏巴黎時期的作品往往展現出東西方多種藝術風格相融合的特點。那些繁花錦簇下，時而優雅可人、時而誘惑嫵媚的美貌女性形象，結合輕柔明麗的色彩、動感的構圖以及多樣化的視覺元素，共同塑造了特點鮮明的“穆夏風格”。穆夏為伯恩哈特繪制了眾多著名的舞臺劇海報，如《情侶》、《美狄亞》、《哈姆雷特》、《托斯卡》和《年輕的鷹》等等。尤其是1896年的《茶花女》成為穆夏的經典作品，借助伯恩哈特巡美演出的機會，“穆夏風格”也被推向了美國。越來越多的商業訂單接踵而至，穆夏的裝飾藝術廣泛涉及家具、產品包裝、建筑設計、廣告招貼、珠寶首飾諸領域。此外，穆夏在實踐基礎上的理論探索，編輯出版的《裝飾文獻》、《裝飾人物集》兩本著作，為設計創作提供了具體的實用指南，廣泛影響到這一時期的插圖、海報和書籍裝幀設計，成為“新藝術運動”的一面旗幟。

落葉歸根與歷史畫創作

1904年，穆夏開始了他的訪美之行并得到了當地民眾的熱情回應。他于1906年正式離開巴黎移居美國，先后在紐約美術學院、芝加哥美術學院等校任教。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歐洲大陸，尤其是奧匈帝國境內的民族分離主義愈演愈烈，斯拉夫人強烈反抗奧匈帝國的日耳曼化政策，為爭取民族獨立奮勇而戰。雖然穆夏此時身在異國他鄉，但他從未消減對深陷困境的民族的深沉同情，還參與了民族組織斯拉夫人協會。當他被波士頓愛樂樂團演奏的《伏爾塔瓦河》震撼之后，便下定落葉歸根的決心，于1910年毅然返回自己的家鄉。

1911年，穆夏把自己的工作室安置在布拉格近郊的茲比羅赫，便開始埋頭繪制他晚年耗費近17載光陰的巨幅歷史畫《斯拉夫史詩》（The Slav Epic）。這一組畫主題源自斯拉夫的民族歷史，20幅尺寸巨大的油畫作品（約610×810cm），描繪了斯拉夫民族從史前到19世紀的漫長歷史進程中具有紀念意義的場景，反映了一名人道主義者對故鄉深沉的愛。

實際上，自1904年穆夏到訪美國開始，他便逐漸轉向油畫創作，雖然旅美之際仍然創作一些雜志封面和商業廣告，但與巴黎時期（1894-1904年）典型的“穆夏風格”相比，畫風已呈現出不同程度的變化。穆夏于1911年設計的《西雅辛斯》海報，就將女主角塑造成了充滿力量的現代女性形象，海報色彩明亮而富于寫實性。在《斯拉夫史詩》中，畫面的主角不再是理想化的女性，而是現實生活中具有鮮活特征的斯拉夫人民，風格也脫離純粹裝飾性而呈現出象征主義的特質，畫面充滿了斯拉夫民族的激情。他還為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設計紙幣、郵票、白獅子國徽等等，以實際行動表達對祖國未來的憧憬，不僅完成了歷史畫家的職志，更成為一個時代的縮影，一位全能型藝術家的重要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