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形勢更加復雜多變的21世紀，“一帶一路”戰略理念的提出和部署實施，在中國國家戰略設計上具有“返本開新”的重大意義。

2013年9月份和10月份，習近平總書記先后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2015年3月28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至此“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逐漸明朗化，進入了國家化磋商、準備啟動和實施階段。今年5月，“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將在北京舉行。從歷史視角看“一帶一路”戰略，除了時下熱議的外交、交通、投資、物流、貿易等，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面需引起關注，即它還是對中國歷史上一直解決不好的西北與東南關系的再平衡。

在題為《康乾盛世的成就與隱患》的演講中，郭成康教授曾特別提到一個歷史細節，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乾隆第六次南巡來到杭州，頒發了著名的《南巡記》，將他50年來帝王生涯歸納為“做了兩件大事”：一曰“西師”，二曰“南巡”。“西師”是指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755－1757）兩次進軍伊犁，最后平定準噶爾的戰爭。“南巡”是指他一生六次到江浙巡視，成功地籠絡了當時經濟文化核心區的人心。郭成康對此評價很高，“在客觀上，也就鍛鑄了超越千古的大一統豐功偉業，使中國廣大地區實現了百年的和平和安定。”

近代以來，各種海盜蜂擁而至，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的戰略重點被迫從熟悉的陸地轉移到陌生的海上。但實際上，即使在西方列強黑云壓城、滿清帝國大樹飄零的嘉慶、道光年間，一批真正有戰略眼光的學者仍在關注著蒼茫的大西北，由此還誕生了一門以中國邊疆地區的地理沿革、種族關系、行政與武備等為中心的新學術——邊疆史地研究。如祁韻士編撰的《蒙古王公表》《西陲總統事略》《藩部要略》，徐松則編撰的《西域水道記》《新疆識略》等，這說明當時一些深謀遠慮的學者和乾隆大帝一樣具有“西師”的戰略眼光。其中最值得紀念的是龔自珍和魏源，前者除了編撰《蒙古圖志》外，還寫下了充滿政治與軍事智慧的《西域置行省議》《御試安邊綏遠疏》《上鎮守吐魯番領隊大臣寶公書》《與人論青海事宜書》等。而后來以研究海防知名的魏源，也是從編著關注邊疆民族的《圣武記》開始的。原因就在于，像中國這樣一個擁有遼闊陸地和海洋的泱泱大國，它的“西北”和“東南”都是極其重要和不可偏廢的。

從新中國建立到20世紀70年代，我國高度重視以軍事工業為主體的“三線”建設，主要意圖之一是要避開帝國主義來自海上的軍事威脅，并通過一系列的戰略規劃部署及實施而做到了不辱使命，為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生存和發展打下了強固的地基。在今天仍應客觀地說，沒有這前30年對內陸地區的戰略經略和巨大投入，年輕的共和國就不可能克服帝國主義主要來自海上的經濟封鎖和軍事威脅，后來的一切當然無從談起。改革開放以來，短暫而不穩定的和平發展機遇終于到來，我國順勢而為實施了以東南沿海為中心的經濟開發戰略，同樣經過了30余年的時間，使自古以來以經濟社會繁榮著稱的東南沿海地區率先實現了經濟振興，成為我國國家綜合實力和競爭力最核心的支撐體系。不管它造成了多少的生態問題和社會問題，這一戰略的重要性和及時性都不容置疑。這是因為，中國在當今世界所有的底氣和尊嚴，實際上都離不開GDP世界第二這個“物質條件”，如果沒有這個前提，我們的環境、資源、外交、社會、民生等只會更糟而不可能更好。而這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依賴于改革開放以來東部沿海地區在世界經濟版圖中的迅速崛起。看不到這一點，是很短視和可悲的。

當然，以東南沿海為中心的經濟開發戰略也有問題，在某些方面還比較嚴重。其最突出和眼下亟待解決的就是東部和中西部的不協調和不平衡，并使整個西北地區在國家戰略中的重要性每況愈下。客觀而言，任何戰略都有不得已之苦衷，也都不可能是完美無缺的。特別是近百年來，中國的國家戰略不是“救亡”就是“圖存”，因此出現考慮欠周、顧此失彼，甚至“挖東墻補西墻”等，均為正常之舉，所以最重要的不是“求全責備”或“妄自菲薄”，而是要以“了解之同情”的態度和“重新收拾舊山河”的擔當，站在時代的地平線上審時度勢、把握機遇并奮力開辟新篇章。以“十一五”以來國家先后實施的中部崛起、西部大開發戰略為代表，中國國家戰略已自覺開始了自身的調整、再平衡和新布局。在國際形勢更加復雜多變的21世紀，“一帶一路”戰略理念的提出和部署實施，在中國國家戰略設計上具有“返本開新”的重大意義。這是因為，盡管中國版圖巨大且周邊環境關系復雜，但從歷史上看，仿佛是中華民族無可逃避的宿命和心腹大患，最需要處理和協調的主要是“東南”“西北”兩個方向。從漢到唐，都是如此。在中國古代歷史進程中，則以乾隆的“南巡”和“西師”總結得最精辟。而古代中國帝王們最關注的西北和東南，又以驚人的歷史相似再現于全球化了的當下，它們同樣構成了中華民族未來生存和發展的最大挑戰。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盡管在表面上，這兩個方向上的問題已經相互替換，原本主要作為“古戰場”的西北大漠，今天正遍吹和煦的“經濟人文之風”；而原本主要是“杏花春雨”的東南，在當下卻成“劍拔弩張”之緊張態勢。但從長時段歷史和國家戰略規劃的角度，卻未嘗不可看作是傳統“南巡”和“西師”問題的延續和現代形態。這是因為，如何兼顧和平衡好這兩個方向的矛盾和需要，仍是對當今中華民族生存智慧最大和最重要的考驗。而“一帶一路”的頂層設計和快速實施，就是我們民族在當今世界中所能找到的所有路徑中最好的一條。進一步說，“海上絲綢之路”既承續著古絲綢之路在唐代以后開辟的新方向，也是對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沿海戰略及政策的縱深化，而“絲綢之路經濟帶”不僅延續了古代陸上絲綢之路的光榮傳統，同時也是對新中國“三線”建設政策與戰略的新開拓。如果說“南巡”“西師”和“一帶”“一路”有什么重要不同，那主要是由于“換了人間”的緣故而導致了“內容”的差異，簡言之，是歷史上一直不安寧的西北正在成為我國深遠的戰略縱深腹地，而傳統中素以富饒和平著稱的東南卻由于風波驟起而鼙鼓陣陣。但無論如何，它們作為中國國家的大動脈和大門戶的地位和重要性都不會改變。

所謂“讀史使人明智”。在我們今天謀劃和推進“一帶一路”戰略實施時，應充分研究和關注中國古代相關的戰略思考和戰略經營，以彌補當下主要把它作為一個國際關系問題、經濟交通問題等的片面和不足。同時也要明白，和絲綢之路的最初開辟，和漢唐對西北地區的長期經略，以及和唐代在海上另辟蹊徑一樣，由于自然資源環境、經濟發展水平、人口社會結構、區域文化傳統、發展目標模式差異較大，囊括了中國18個省區直轄市的“一帶一路”戰略實施與振興不可能是平坦的。這需要我們有和張騫當年“鑿空西域”一樣的勇氣和弘毅精神，也要做好不懼艱險和進行長期艱苦斗爭的物質和心理準備。

（作者劉士林系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