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介堪

方介堪（公元1901—1987年）名巖，字介堪，后以字行。方家世居浙江省泰順縣，祖父方養卿為進府學讀書，始著籍永嘉（今浙江省溫州市）。其父方冠英精擅書法，有名于時。方家因經商失利，家道中落。方介堪幼年進私塾啟蒙，15歲入鼎源錢莊當學徒。方介堪生來性近翰墨，少年時即跟隨父親寫字刻印。方介堪學習篆刻先從浙派入手。經五六年獨自摸索，刀下居然已具蒼老之趣，開始在溫州初露頭角。那時溫州篆刻首推葉鴻翰和謝磊明。葉鴻翰以刻印為業，印風取浙派方硬剝蝕的一路。謝磊明業余操刀，宗徐三庚，印風婀娜姿媚。謝磊明經營實業，家資豐盈，收藏歷代碑帖印譜頗多。他見方介堪年輕好學，就招其為弟子。方介堪白天仍在裱畫店里刻印謀生，晚上則到謝磊明家整理藏品。光陰如梭，不知不覺方介堪在謝家度過了5年。這5年中方介堪眼界大開，先由謝磊明指導研習徐三庚，后來又轉習吳讓之和漢印。這期間，方介堪代謝磊明刻了數千方閑章，篆法刀法章法練得滾瓜爛熟。方介堪亦在協助謝磊明整理歷代碑帖和收藏品的過程中得以廣覽印譜，藝識大進。這為他后來的發展和成就一番事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方介堪很善于交朋友，少年時在溫州結識了志趣相投的馬孟容、馬公愚兄弟，后來又認識了戴家祥……戴家祥自幼愛好金石，1918年自瑞安來溫州求學，遇見了在五馬街設攤刻字的方介堪。他見到方介堪的刀筆功夫甚為欽佩，由此經常往來，相互切磋。因兩人都是家中的獨子，進而訂了金蘭之交。戴家祥認為憑方介堪的金石水平應該提高潤格，并于1922年在翰墨軒擬訂潤例，抄錄后發往各地的大書店、裱畫店、紙店、扇莊等。此潤例一出，外地來件果然不斷，本地求刻者亦不絕。方介堪借此提高了名聲，擴大了影響。1923年4月，山東劉茝林在濟南見到戴家祥抄寫的潤例及方介堪的印作，他極為欣賞，致函翰墨軒，以三倍的潤例前后求刻印章逾一百方。

方介堪還得到另一位溫州籍耆老呂渭英的賞識。呂渭英字永年，號文起，世居溫州城區通道橋。他15歲中秀才，光緒乙酉年（公元1885年）中舉人，后兩試進士不第，留北京師從瑞安黃體芳。甲午年（公元1894年），他以候選知縣身份委派福建，先后任惠安、閩縣、浦城等縣知縣。因政績卓著，他被破格提升為福防同知。他在洋務方面也顯示出游刃有余的才能，得到上級贊賞，升為福州知府，后官至道臺，故有維新派實干家之稱。宣統元年（公元1909年），呂渭英感到清廷日漸腐敗，遂萌生退意，后辭官回溫州投身實業，任商會總理，相當于現在的商會會長。呂渭英晚年熱衷地方公益事業，對文教衛事業尤為關心，參與創辦溫州中學與甌海醫院，為籀園圖書館捐書3000余冊等。呂渭英于1927年病逝于溫州，享年72歲。就在他去世前的1926年，因公去上海時帶方介堪同行，為后學開拓了一片新天地。在事隔近一個世紀后的今天看來，方介堪是十分幸運的。

到上海后，呂渭英將其介紹給自己的同科舉人——著名的金石書畫家趙叔孺。第一次到趙府拜訪，趙叔孺即對方介堪篆刻技藝的嫻熟驚嘆不已。趙叔孺當時在上海頗負盛名，就將方介堪列為弟子。相處一段時間后，趙叔孺很滿意方介堪言行舉止得體，覺得大有培養前途，于是將他推薦給西泠印社。由于為人牢靠，方介堪不久擔任了該社木版部主任。又由于印風相近，方介堪兼任了趙叔孺的代刀人，經常替老師鐫刻數量眾多的印章以備客戶索求。待熟悉了環境，方介堪又去拜謁吳昌碩。吳昌碩認真看了他的印作后，當著眾多書畫名家和弟子的面說，他50歲以后才走吳讓之篆刻的路子，到現在還沒有刻出自己滿意的作品，而方介堪還不到30歲，已經比他刻得好得多了。此后，吳昌碩又在不同場合稱贊方介堪“才資高遠，后生可畏”。

大師出自真誠的贊賞震撼藝壇。劉海粟聞訊，即禮聘方介堪為上海美專金石教授。

出任上海美專教授，這成為方介堪篆刻藝術創作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他的印風開始變化，從過去師法浙派、徐三庚、吳讓之一路，開始轉向專攻秦漢古璽，并在文字上狠下功夫，協助趙叔孺鉤摹了印章文字《古印文字韻林》。此后數年，方介堪沉潛于古璽和秦漢印章的學習、整理和研究，鉤摹了先秦兩漢玉印，編成《古玉印匯》，并開始編纂《璽印文綜》。通過編纂這些工具書，方介堪加深了對中國古代印章文化的理解，對鑒定歷代印章和印章文字的斷代與分類具備了深厚的功力。當時方介堪的篆刻已蜚聲滬上，定居與寄居于上海的書畫名家紛紛求刻，他由此創作了大量印章，尤其以鳥蟲篆最為著名。

方介堪刀法嫻熟，刻制印章以多、快、好出名。他刻印不需打稿，狀態最好時一天可刻30余方工穩類印章?？吹揭环椒进B蟲篆印章在方介堪刀筆下快速創制，上海的書畫家們嘆為觀止，視其為文彭再世。

在中國篆刻史上，鳥蟲篆一直未被歷代印人很好地開發創造。除明代汪關臨摹漢印時留下幾方鳥蟲印外，很少有人創作過鳥蟲篆印。其重要原因是鳥蟲篆的歷史資料缺乏，不成體系。直至方介堪全面挖掘整理了鳥蟲篆印文，揭示了鳥蟲篆的奧妙，創作了大量的鳥蟲篆印章，這一藝術樣式才獲得了新生。由于方介堪十分強調文字依據，故他的鳥蟲篆印被后人視為中國鳥蟲篆印章創作的經典。

谷松章在其所著的《鳥蟲篆印既技法解析》一書中寫到：“方介堪是公認的流派印以來第一位鳥蟲篆印大家，他的鳥蟲篆印創作面很寬，不僅有漢玉印式、漢銅印式等傳統式樣的作品，更有他獨創的有自家紋飾語言的個人風格。”馬國權在《近代印人傳》中評價說：“方先生于摹錄古玉印時，得悟鳥蟲篆添頭加足之理。中歲以后，刻意研究，不獨無一字不可作鳥蟲篆，亦無一字有違字理畫趣。虛實映帶，和諧調協，妙在亦書亦畫之間?！狈浇榭傍B蟲篆印的特殊成就，贏得了當時著名書畫家的喜愛和青睞，像張大千、謝稚柳、唐云等，均請方介堪刻制了大量的鳥蟲篆印章。

常言說技不壓身，尤其是掌握了獨門秘技后還保持著低調，這樣的人就很受大家的歡迎。此后，方介堪不僅是經亨頤、何香凝等人組織的“寒之友”書畫社的中堅，還同金石書畫界元老名流褚德彝、曾農髯、黃賓虹、丁輔之、王福廠、高野侯、樓辛壺、鄭午昌等都有交往。其中，他與張大千的友誼持續的時間最長。

人的交往講究一個緣字，而方介堪與張大千的相知相交亦基礎于金石情緣。

1926年仲夏的一天，方介堪去拜訪書壇前輩曾熙，在那里第一次見到了曾熙的弟子張大千。方介堪非常欣賞張大千的繪畫，張大千也十分喜愛方介堪的篆刻，對藝術的共同愛好和不懈追求，把兩位年輕人緊緊吸引到了一起。后來，兩人同在上海美專任教，來往更為密切。張大千在家中排行第八，又比方介堪大三歲，因此方介堪親切地稱呼大千為“八兄”。由此為啟端，張大千早期的書畫用印大多由方介堪奏刀。1930年，張大千舉辦個人畫展，請方介堪為他配刻印章50余方。畫展大獲成功，“張畫方印”相得益彰，時人稱為金石書畫雙絕。

1946年底，張大千在上海以重金購下南唐董源的山水畫名作《瀟湘圖卷》。《瀟湘圖卷》在明代曾歸董其昌收藏。董其昌另藏有董源的三件作品，故有“四源堂”齋號。進入清朝，此畫一直深藏內府。其后也被溥儀以賞賜溥杰為名從宮中帶出，后散失民間，屬于著名的“東北貨”。張大千得之欣喜若狂，遂名其齋“瀟湘畫樓”。他立即邀請方介堪等一班好友來家中欣賞。方介堪精篆“瀟湘畫樓”象牙大印以賀。該印為鳥蟲體，朱文，線條繁密謹嚴，動靜對比鮮明，得漢印遺韻而又過之，乃方介堪平生治印之杰作。此印一出，張大千便在自己的得意之作上鈐蓋，同時又作為收藏印章蓋在歷代著名書畫之上?，F藏于故宮博物院的五代大畫家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就鈐有“瀟湘畫樓”一印。張大千的收藏亦是海內聞名的，不少珍貴的國寶書畫曾歸其所有。為了使作品更顯尊貴，亦便于檢索，1948年張大千將所藏名貴作品均換上了象牙軸頭，每軸頭的一邊刻上畫作名稱，另一邊刻“藏之大千”。其中的《顧閎中夜宴圖》、《宋撫輞川圖》、《宋人西圖雅集》、《張即之書杜詩》、《元人琵琶行》、《仇英淵明扶松圖》和《老蓮出處圖》等18幅傳世珍品的36個象牙軸頭均請方介堪刻制。

20世紀40年代末是張大千繪畫創作的高峰時期。他有一個習慣，每次舉辦畫展，都要更換一批新印章供使用。由于時間緊促，這樣大批量的印章只有篆刻快手方介堪才有能力承攬。1947年3月，他為張大千畫展配刻印章70方。次年1月，又為張大千畫展配刻印章100余方。凡是張大千囑刻的，方介堪無不有求必應，按時完成，并且每一方印都能讓主人滿意。1948年夏季，方介堪為張大千從甘肅尋覓來的20多枚珍貴的龍角（古象牙）章刻印，每方印文精美異常。張大千愛逾拱璧，瀟灑至狂放的他也不輕易示人。其中“大風堂”印邊款云：“此甘肅出土龍角，數萬萬年物也。質已化石，猶發奇香，洵可寶已。今為大千篆此，所謂屠龍之手，亦足以自豪矣！介堪弟方巖并志。”

是年冬，張大千決定去香港，約方介堪同往。因老母在堂，子女尚幼，鄉情難舍，方介堪婉言謝絕，啟程回鄉。

方介堪 篆刻

釋文：我書意造本無法

溫州解放后，方介堪和全國人民一樣歡欣鼓舞，他全身心地投入家鄉建設。新中國成立之初，方介堪與夏鼐、孫孟晉、戴家祥等聯名致書文化部，從而成立了全國最早的地市級文物管理委員會。當時溫州的文博工作是一片空白，方介堪任溫州文管會常務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后又任溫州博物館館長、溫州工藝美術研究會副主任。溫州文管會最初選址于江心孤嶼，這里原是風景秀麗的療養勝地，文化底蘊深厚，被稱為“詩之島”。方介堪獨當重任，動員組織民工與舢板渡船的船工修葺頹垣敗壁、收拾殘桌破椅，清除枯枝雜草，遍植樹木花卉，逐漸使江心孤嶼重新成為鳥語花香、樹木成林的一方勝地。初創的文管會沒有用品，方介堪就將家中的書桌、畫桌、條幾、椅子甚至文房四寶、茶具、熱水瓶等搬去，還動員姑父陳浩卿捐獻了一套大堂用的紅木桌椅、茶幾。初創的文管會空空如也，方介堪主動捐獻家藏的青銅器、印鈕、書畫、拓片等文物數百件。這也成了溫州博物館的首批藏品。方介堪還廣泛征集文物，只要掌握了文物收藏信息，他總會千方百計將其征集至文管會。經過多年努力，文管會的文物收藏逐漸豐富起來。1963年方介堪曾先后赴上海、杭州、蘇州，并發函北京，邀請各地師友如郭沫若、陳叔通、馬一浮、張宗祥、沈尹默、潘天壽、謝稚柳、唐云等為江心寺、文天祥祠題字作畫，以充實溫州風景區、溫州博物館的文化內涵，提高溫州文化品味。

方介堪與金石學家戴家祥也保持了一生的友誼。年輕時兩人皆離開溫州，一去北平深造，一到上海從藝。兩人雖分處異地，卻經常聯系，共同勉勵。以后戴家祥不論在北平、天津或成都，也不論是求學或任教，都會利用假期，不遠千里與方介堪會聚。方介堪結婚時，戴家祥以兄弟之情于婚禮冊末頁繪《并蒂芙蓉》圖相賀?！捌咂呤伦儭焙螅浇榭芭c戴家祥相約一同返回溫州?？箲鹌陂g，戴家祥的家鄉亦遭日寇侵犯。幸好在日寇洗劫前，戴家祥將方介堪歷年為其所刻的印章埋藏地下，上覆杜鵑花。敵退，藏印幸而無恙。方介堪得知后說：“如此愛護，他日當多作。”戴家祥將印蛻寄往同里王季思。王季思欣賞后撰文《白鵑樓印記》，載于1943年的《東南日報》。后方介堪主持重修永嘉地方志，又請戴家祥主纂金石部分?？箲饎倮?，方介堪赴滬再操舊業，戴家祥則受聘于溫州英士大學，后又轉聘于天津南開大學。解放后戴家祥調上海華東師范大學任教，而方介堪此時已被任命為溫州文管會常務副主任。此后兩人除出差或回鄉聚會外，就依靠信函在生活上彼此關心，在學藝上互相切磋。戴家祥在主編《金文大字典》的多年中，凡遇到不可識解之字，不是借方介堪的《璽印文綜》底稿查閱，就是寫信商討。1985年，胡中原向戴家祥出示方介堪早年印稿一冊。戴家祥雖年屆80，猶撰文曰：“介堪為余總角之交。其家本無長物，老弱之命，懸于十指，而淡泊名利，傲骨不阿，書畫篆刻中無所不在也?！?/p>

方介堪過世后，兩老長達70年的情意并未終結。戴家祥認為，像方介堪這樣的藝術大師，應在家鄉有一個紀念性的地方，建議把方家故居辟作紀念館，并表示要把自己珍藏的方介堪為他篆刻的106方印章全部捐出。戴家祥關于紀念館的建議，已在方介堪后人和當地政府的共同努力下逐一實現。戴家祥所捐贈的106方印章配制了精美印盒，陳列于藝術館醒目位置。《白鵑樓印蛻》也隨后出版，并附有王季思先生撰寫的《白鵑樓印蛻·序》和徐聲越先生的跋。當巨著《璽印文綜》出版后，戴家祥又親撰《藝術大師方介堪事略》，簡明扼要地概括了方介堪為人為藝的一生。

1986年，在孫中山先生誕辰120周年之際，方介堪應臺灣中山藝社之求，揮寫篆書“已卜余年見太平”。又應民革中央之邀，擬古玉印篆刻“日新”（中山先生號）一方。這時，方介堪已86歲高齡，這是他一生所篆的4萬多方印章中的絕刀之作。

方介堪曾任西泠印社、新華藝印社副社長，中國書法家協會名譽理事，中日蘭亭書會顧問。編著出版有《璽印》、《文綜》、《兩漢官印》、《古印辨偽》、《秦漢對識拾遺》、《介堪論印》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