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很難見到像“五四”這樣的“幸運兒”——時間不長、犧牲很小，但影響卻極為深遠。事件發生的當月，按理說，塵埃尚未落定，可已經有北大教務長顧孟余、學生領袖羅家倫以及著名政論家張東蓀分別在《晨報》《每周評論》與《時事新報》上撰文，命名此“運動”，且表彰其“精神”。而從第二年起，北大學生就開始了關于五四運動的紀念、追懷與闡釋。此后將近百年，中國社會不斷轉型，政治形勢跌宕起伏，文人學者乃至立場迥異的政治家，從未停止過對于五四的“言說”——盡管結論千差萬別，但各方都承認，這是新舊轉折時期重要的里程碑。

新中國成立后，每逢“五四”青年節，《人民日報》等報刊必發表社論或紀念文章，弘揚五四精神，并借此不斷地與先賢對話。正是這一次次的對話、碰撞與融合，逐漸形成了今天中國的思想格局。社會乃至學界對“五四”有一些批評，對此，我們需要做出回應。不管是表彰還是批評，只要能參與當下的社會變革，就是重要的思想資源。在這個意義上，“五四”仍然活在當下，并沒有離我們遠去。

作為研究對象的“五四”與作為思想資源的“五四”，二者互相關聯，但并不完全等同。學術界的求真務實，與大眾傳媒的借題發揮，各有其合理性。即便講求貼近現實、與時俱進的后者，也請記得，“五四”是思想的“磨刀石”，而不是蘊藏無數錦囊妙計的百寶箱。你很難即問即答，有求必應。與其就無數現實問題問計于先賢，不如借助持之以恒的對話，獲得某種價值立場與思維方式——這才是“五四”之所以常說常新的奧秘所在。

所謂五四運動，不僅僅是1919年5月4日那一天發生在北京的學生游行，它起碼包括互為關聯的三大部分：思想啟蒙、文學革命、政治抗議。這是“五四”最值得注意的一點。自以為聰明的今人，很容易根據自己的專長，挑剔前輩的淺薄、天真與浮躁。其實，五四新文化人那種“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志向，以及兼及文采飛揚、思想深邃、行動果敢的能力，是后世的我們很難企及的。如此三合一，不僅是建功立業的理想境界，也是令人羨慕的生命形態。

將“五四”確定為“青年節”而不是“文藝節”，正是看重其青春勃發、上下求索的剛毅與雄健。任何時代的年輕人，都是喜歡仰望天空、神游萬仞的；而最終能實現當初夢想的，微乎其微。這里有外在環境的限制，也包括自身能力的調動、調適與發揮。只有思想而無行動，容易顯得蒼白；反過來，只有行動而無思想，則只能是莽漢。至于表達能力，不僅是人際交流的潤滑劑，也是其吸引追隨者的不二法門，甚至是功業長留天地間的關鍵。

這是以“新青年”為主體的運動，當初的大中學生，學問及見識遠不及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胡適以及周氏兄弟等，但借此機遇登上歷史舞臺，日后揮斥方遒，大有成就。因此，不妨暫時擱置師長輩的高屋建瓴，編一冊“五四青年”的文集，看看百年前的中國青年是如何苦悶與掙扎、思考與表達的。這對于當下無數拼搏在課堂上以及職場中的年輕人，無疑更具啟迪作用。

那是一個重要的精神標桿——時勢早已變遷，但其生氣淋漓的生命形態，依舊引人馳想與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