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絲綢之路是古代人們借助季風與洋流，利用傳統航海技術開展東西方交流的海上通道，也是東西方不同文明板塊之間經濟、文化、科技、宗教和思想相互傳輸的紐帶。簡言之，海上絲綢之路就是古代風帆貿易的海上交通線路。參與海上絲綢之路貿易活動的族群主要有：古代中國人、波斯-阿拉伯人、印度人、馬來人以及大航海時代以后的西方殖民貿易者。

以古代中國為視角，海上絲綢之路形成于秦漢時期，成熟于隋唐五代，興盛于宋元明時期，衰落于清代中晚期。海上絲綢之路既包括國家管控的官方貿易，也涵蓋民間自發的貿易形態。官方貿易以鄭和下西洋（1405—1433）為巔峰，民間貿易則以明代“隆慶開海”（1567年）為標志，曾一度達到極度繁盛的狀態。

從考古學的角度來看，研究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最重要的遺存是港口、沉船和貿易品。通過對此類遺存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出海上絲綢之路上古代族群、語言和宗教的交流，看到海上絲綢之路上豐富而精彩的歷史細節。

海上絲綢之路是古典時代的風帆貿易

海上絲綢之路是人類交通文明的智慧結晶，它的形成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進程，季風與洋流則是影響海上航行最重要的自然因素。古代中國人、印度人、波斯—阿拉伯人很早就發現了季風的規律。以中國東南沿海與東南亞地區為例，每年的冬季盛行東北季風，風從中國東南沿海吹向東南亞；每年的夏季盛行西南季風，風從東南亞的印度尼西亞、馬來半島一帶刮向中國東南沿海。正因南海海域的季風存在這樣明確而守時的規律，古代中國航海家稱之為“信風”。居住“季風吹拂下的土地”上的人們，利用季風規律，開展往返于中國東南沿海與東南亞地區之間的海洋貿易，冬去夏回，年復一年。風帆貿易的傳統，使得“祈風”成為一種重要的海洋祭祀活動。泉州九日山的祈風石刻，便是這種祭祀傳統留下的珍貴遺產。

洋流也是影響海上航行的重要因素。例如太平洋西岸的黑潮，是十分強勁的洋流，對古代福建、臺灣海域的航行有重要影響。橫跨太平洋的“大帆船貿易”（1565—1815），正是因為西班牙人發現了北太平洋洋流規律（即北赤道暖流—黑潮—北太平洋暖流—加利福尼亞寒流的洋流圈），才得以實現菲律賓馬尼拉—墨西哥阿卡普爾科港之間的航行。

自然因素影響下的風帆貿易，決定了海上絲綢之路的航運特征。首先，由于季風的轉向與反復，使得雙向交流互動成為可能。其次，季風的季節性和周期性，使海洋貿易也具備了周期性的特征。如從中國東南沿海去東南亞，冬去夏歸，一年一個周期；如從中國去往印度洋，則需在馬六甲等候風向轉換，再加一個年度周期完成在印度洋海域的航行，故鄭和前往波斯灣等西洋地區，至少要以兩年為一個貿易周期。最后，由于季風與洋流的影響，使海上絲綢之路具有港口轉口貿易的明顯特征，即中國航海文獻所稱“梯航萬國”，像階梯一樣一站一站地實現貨物的轉運，同時也使海洋貿易達到前所未有的規模。

港口是連接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樞紐

港口遺址是海上絲綢之路文化遺產的代表性遺存，包括碼頭遺跡、導航設施（航標塔）、海洋貿易設施（市舶司）、宗教與祭祀遺跡、造船廠以及窯址絲綢作坊等生產設施等。中國境內的主要海港遺址有廣州港、泉州港、福州港等。海外的港口主要有越南的占城、印度尼西亞的巨港（舊港）、馬來西亞的滿剌加（馬六甲）等。西方殖民貿易時期形成的港口則主要有里斯本、開普敦、霍爾木茲等。

以港口為橋頭堡，由不同族群主導的海上貿易活動形成了各自的貿易線路與網絡。古代中國人的海上貿易線路，以鄭和航海時代為例，其主要的海上航線為：南京—泉州—越南占城—印尼巨港—斯里蘭卡“錫蘭山”（加勒港）—印度古里（卡利卡特）—波斯灣忽魯謨斯（霍爾木茲）。這條航線將環南海貿易圈、印度—斯里蘭卡貿易圈和波斯—阿拉伯貿易圈連貫成一條國際性的海上貿易網絡，進而延展至東非和地中海世界。進入地理大發現和大航海時代以后，西方殖民貿易者建立了有別于古代波斯—阿拉伯、印度人和中國人的貿易航線，如葡萄牙人的貿易線路為：里斯本—開普敦—霍爾木茲—果阿—馬六甲—澳門—長崎；西班牙人的貿易線路為：菲律賓馬尼拉港—墨西哥阿卡普爾科港—秘魯。澳門—馬尼拉則是對接葡萄牙人貿易網絡與西班牙人貿易網絡的航線。

沉船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見證

沉船是見證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遺存。世界范圍內，從事海洋貿易的古典時代帆船，最典型的船型有中國帆船、阿拉伯帆船和西班牙大帆船。這三種船型，各有其特點：中國帆船使用水密隔艙、用艌料捻縫、用鐵釘釘合船板；阿拉伯帆船最為顯著的特點是以棕櫚繩等縫合船板；西班牙大帆船則承襲了地中海帆船的血統，以高聳的船首和尾樓甲板而著稱，其舷窗的設計大大方便了商船的貨物裝卸（也適合作為戰船火炮的射孔）。

中國帆船一般分為福船、廣船和浙船三大類型（另有內河航運的沙船，但不適合航海）。迄今為止，我國水下考古發現的沉船，以福船為最多，如泉州古船、“南海一號”“華光礁一號”等。所謂福船是福建、浙江一帶沿海尖底海船的通稱。福船首部尖、尾部寬、兩頭上翹、首尾高昂，且船體大、吃水深、操縱性好，因而可作遠洋運輸船。據研究，鄭和下西洋所造寶船，即以福船為基本船型。著名的新安沉船，發現于韓國海域，是從我國寧波港出發的一艘元代遠洋海船，這種帆船的外形，可以從日本《唐船圖》中看到。

從考古發現的貿易品看海上絲綢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是不同文明板塊之間交流的海上通道。由于自然資源與人文傳統的不同，基于各自的地理單元，舊大陸形成了不同體系的文明板塊，各板塊的資源、產品、科技、宗教與思想存在自身的獨特性，使交易與交流成為可能。因為中國絲綢、瓷器、茶葉的大量外銷，古代海上交通航線素有“海上絲綢之路”“陶瓷之路”“茶葉之路”等美譽；而從產品輸入的角度來看，海上絲綢之路也有“白銀之路”“香料之路”的別稱。

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板塊，參與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品主要有絲綢、瓷器、茶葉、鐵器、銅錢等；東南亞板塊有名貴木材、香料等；印度—斯里蘭卡板塊有寶石、棉布等；波斯—阿拉伯板塊有香料、寶石、玻璃器、伊斯蘭陶器等；地中海板塊有金銀器、玻璃等；東非板塊有象牙、犀牛角等（殖民貿易時代甚至“黑奴”也成為貿易品）。大航海時代以后，美洲的白銀、歐洲的羊毛制品等也成為重要的貿易貨物。

古代從海外輸入中國的寶石，源出于印度、斯里蘭卡等地，卻在中國明代墓葬中大量發現，尤以北京發掘的明定陵（萬歷皇帝朱翊鈞與孝端、孝靖皇后合葬墓，下葬年代1620年）和湖北鐘祥發掘的明梁莊王墓（梁莊王朱瞻垍與夫人魏氏的合葬墓，下葬年代1451年）為著。明墓發現的寶石，品種主要有紅寶石、藍寶石、貓眼石、祖母綠等（世界五大品類的寶石唯有鉆石尚未發現，但文獻記載有海外采購之舉）。鄭和航海文獻詳細記述了鄭和船隊在海外采購寶石的史實，如鞏珍《西洋番國志》載：“（忽魯謨斯）其處諸番寶物皆有。如紅鴉鶻（紅寶石）、剌石（玫瑰色寶石）、祖把碧（綠寶石）、祖母綠（綠寶石）、貓睛石、金剛鉆、大顆珍珠……”特別是書中記述的寶石名字，還是按波斯語中的稱呼來記載的。與梁莊王墓寶石一同出土的還有鄭和下西洋帶回的“西洋金錠”，生動佐證了這些寶石應該是從印度、斯里蘭卡等產地或滿剌加、忽魯謨斯等交易市場購入的。

受沉船保存環境的影響，水下考古發現的沉船，出水文物多以瓷器為大宗。早在唐五代時期，我國就出現了一個大規模燒造外銷瓷器的窯場——長沙窯。逮及宋元明清，中國瓷器的外銷形成了以龍泉窯、景德鎮窯和漳州窯三大窯系為代表的產品系列；福建地區的德化窯、磁灶窯以及廣東地區的西村窯等窯址，也有不少瓷器外銷。有意思的是，有些瓷器品種的創燒，主要不是為了滿足國內市場的需求，而純粹就是為了規模化外銷，如以醬釉褐彩為特色的長沙窯瓷器、以白釉青花為特色的唐青花（河南鞏縣窯）和以程式化開光紋樣為特征的所謂“克拉克瓷”（景德鎮造，漳州窯仿燒）等。

上述窯口生產的瓷器，在不同時期、不同地點的沉船上都有集中的發現。如大量出水長沙窯瓷器的印度尼西亞“黑石號”沉船（共計出水長沙窯瓷器近6萬件）、以江西景德鎮窯和福建諸窯口瓷器為主的“南海一號”、以漳州窯瓷器為大宗的“南澳一號”、以磁州窯瓷器多見的遼寧綏中三道崗元代沉船等，皆屬此類。目前正在發掘的“南海一號”宋代沉船，使人們有機會親眼目睹宋元時期海船陶瓷貿易的盛況，實屬難得。

（作者系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水下考古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