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各種各樣的合作與建設，給許多國家帶來了經濟上的發展，帶來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如果從整體的視角來看，豐富多彩的發展實踐，已然搭建起了一個宏大的敘事框架，而如果從個體的視角來看，有血有肉的人文交流，也創造出了無數動人的百姓故事。

“一帶一路”有很多故事，媒體介紹比較多的，是中國企業走出去，在當地投資、修路、建廠的情況。除了這些經濟貿易的活動外，中國企業以及隨之而行的中國人的出現，究竟會給沿線國家人民帶來怎樣的思想風暴？這可能更吸引人。

肯尼亞有一條英國殖民時期修建的鐵路還在運行，但行駛的是老舊而緩慢的觀光列車，它讓人們很快會遙想起英國當年的強盛。如今，殖民者已經“走出非洲”，他們修建的鐵路也運走了肯尼亞的財富，留下的是落后與貧窮，還有那一套旨在維護殖民者特權和殖民體系穩定的制度，這么多年來仍一直在制約著發展。

中國人來了，也要幫助非洲修路。按照西方人的思維慣性，中國人是“新殖民者”，會和他們的祖輩做同樣的事情，把財富單向地運回中國。“一帶一路”的故事一開始就碰上了西方殖民故事敘事邏輯的挑戰。

但隨著鐵路、公路的延伸，“一帶一路”的故事慢慢形成了不同的敘事邏輯。中國企業修建的鐵路是現代化的、低碳運行的，中國人教當地人如何修建鐵路、如何使用機器、如何管理運輸線路、如何將自身的經濟潛能發揮出來，也在培育著他們勞動致富的新觀念，用中國人艱苦奮斗與守紀律的精神進行著一場意義深遠的“傳、幫、帶”活動。中國人的出現引發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思想沖擊波。

為什么中國不同于西方？為什么中國人能走到我們前面？筆者在肯尼亞訪問時，正好碰到該國媒體在討論這些問題。上世紀60年代，肯尼亞的人均GDP大約為600美元，而中國還不到100美元。如今中國超過了8000美元，肯尼亞卻只有1300多美元。原因何在？中國究竟對在哪里？肯尼亞究竟哪一步沒走好？人們在對比思考中發現，中國人的勤勞勇敢、奮斗苦干，中國人的價值觀、家庭觀、教育觀，都是使得中國快速實現工業化的文化原因。

英國《金融時報》最近的一篇評論說，有位名叫麥克斯韋·澤肯的16歲的利比里亞少年，他住在年巴縣鄉下。當被問到渴望到哪里學習時，他說：“我想到中國學習工程技術，然后回國建設我們的道路和城市。他們說一定要參觀中國的長城。很遺憾，我們國家沒有那樣的建筑。”在這位少年的表述中，長城顯然成為中國文明呈現出的一種軟實力象征。

過去500年是西方殖民、擴張的500年，從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到達·伽馬的航船抵達印度，歐洲的帝國開始了爭搶、分割世界的大擴張。他們把思想和價值觀傳播到了世界各地，對很多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經濟、教育等諸多方面都形成了深遠影響。

沿著“一帶一路”，文明的交流繼續發生著變化，變化的方向則越來越朝向東方，越來越包容。經濟學家們通過數據看到的是全球財富與貿易流速與流向的變化，以及發展動力的轉移，但活躍在數據背后的是觀念與行為方式。變化固然是緩慢的，卻有著頑強而持久的滲透力，它最終一定會形成可以勾勒出人類歷史發展線條的濃重筆觸。

我們的故事，其實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