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蘇科技大學副校長、教授 黃進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強調:“要堅持不懈傳播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抓好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對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建設成果,習總書記這樣評價: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改革開放新的實踐結合起來……開拓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

但是,“新境界”理所當然也會帶來新的挑戰。我們需要冷靜地反思并認識到,社會主義中國也面臨著國家治理中“政治”的現代轉型,與此相伴隨的是社會思想,由市場經濟為基礎,逐漸構建新的社會階層形態、社會組織方式和社會發展理想,社會意識形態的演變也呈現“自然”和“正常”的發展狀態。在這樣的狀態下,當代群體思想很難通過國家意志和政治控制來實現共同信仰,思想政治教育的對象,即“人的思想”也是在“穩定是壓倒一切”下呈現看似自由、多元但卻“無根”的狀態:有學者甚至主張用“公民教育”代替“思想政治教育”,弱化、淡化或試圖直接“去掉”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本色;大眾文化也因市場經濟帶來的諸多益處而轉為對原心目中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變得漠不關心;文藝審美趣味的低俗化、商業化受到一些民眾,特別是網民的追捧,生動地反映出主導意識強化和大眾審美草根心態之間的落差。

這是中國社會轉型期所要面對的現實困境,習近平同志在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有著科學論述:我國有獨特的歷史、獨特的文化、獨特的國情,決定了我國必須走自己的教育發展道路,教育發展方向要同我國發展的現實目標和未來方向緊密聯系在一起,“為人民服務,為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服務,為鞏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服務,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可以認為,轉型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從改革開放到今天,已經到了一個需要理直氣壯來凸顯政治本色的階段。

從外部宏觀的意識形態環境來看,這是社會發展前行的需要和政治治理不斷科學化的延承。經濟全球化帶來思想圍欄的打開,西方思潮帶來異質空氣的潛入,形成思想多元的主要力量和樣本庫,從高度政治化到開放的空氣,再從多元化到重新確立公民意識和共識。相應地,意識形態領域也經歷了和正在經歷著類似“正反合”過程:上世紀80年代之前,處于極度政治化的狀態,“政治掛帥”“思想斗爭是政治意識的頭腦反映”等均體現了當時的政治氛圍;改革開放后,特別是到了90年代,“施政”“階層”“民眾”等相對中性的概念涌現;進入新世紀以來,文化政治與價值自覺漸漸凸顯,賦予思想政治工作新的政治性成為新的社會潮流與歷史進程。

就當下微觀的價值生態而言,這是轉型期社會矛盾沖突與“政治公共性”的吁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集中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點和優勢,是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制度保障”。基于這種視角的政治公共性重構,首先自身不像某些學者所說,模糊國家治理中的“政治”血緣,將哈貝馬斯的“歷史范疇”下的毫無政治參與的“公共領域”作為自身發揮作用的理想空間,而是應該在更深的思想層面和更廣闊的社會層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激活轉型期社會變革下的政治意味與思想活力,不僅在于擺脫技術化、貧血化的庸俗路線,更在于科學解釋國家意識形態實踐,并為其提供安身立命的價值依托。但是正如前所述,當下社會轉型期,大眾參與式的政治途徑在普通民眾看來還未徹底開放,政治現代化所追求的“公民社會”還未實現,“政治疏離感”比較強烈,確立國家主導意識形態、價值共識的呼聲此起彼伏。

因此,從認識論的角度說,政治是各種社會力量斗爭的領域,普世、自由等概念無法全面概括和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實踐,只有從一種政治視野出發才能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階級性和功利性,因為即使在社會意識多元的轉型期,價值、核心價值對思想的導向功能并非不存在,只是運作模式發生轉型,思想政治教育的自身也需要重新賦予政治性新的涵義,這一涵義是指應對今天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觀情況,重構范式,精確定位“政治”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和對思想政治教育自身所承擔的使命和所遵循的原則。

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實現凸顯政治本色?從內部因素看,首先必須堅持思想政治教育的合法性,是階級社會發展的邏輯必然;其次社會將個體思想與社會政治思想相統一是“人的內驅機制”,“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性是人與生俱來的生理機制,這兩個方面從不同側面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與政治關懷、權力關系、階級意識、社會實踐和現實政治生活之間的緊密聯系。缺失了這種與生俱來的邏輯和機制,思想政治教育就會變成馬克思所批判的庸俗經濟學那樣,看似“科學”,實則常常忽略了“重大的根本”。基于上述原則,凸顯政治本色的重構實踐必須包括以下三方面重要指向:

以思想政治教育厘清多元價值觀的思想根源。綜觀形形色色的、成因繁復的價值思潮,可以歸因于兩類:一類是思想上存在主觀善意,在價值多元的激蕩下,唯恐政治性爭論迷失科學理性,企圖通過“弱化政治性”的手段和方法來推進發展、研究問題;另一類是與這種“善意”相對立的,對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和執政黨地位的蓄意攻擊,看似是學理性的倡導,實則是另一種對思想政治教育政治本色的顛覆。很明顯,通過非政治性的手段進行糾偏,有利于解決社會矛盾,但面對政治性的基本原則,思想政治教育必須予以厘清,堅決捍衛國家所代表的階級社會意識形態的立場。轉型期的中國社會,迫切需要社會核心價值即國家層面的主導意識形態,這“實際上是一種國家制度、一個國家運作模式賴以立足、借以擴展、得以持續的靈魂”。這種“異中之同”或“重疊共識”是正常的,它為社會主導價值觀念共識形成中的“尊重差異,包容多樣”提供了空間,也為社會主導價值觀念共識的拓展和深化提供了動力。然而,社會主導價值觀念在社會層面上的共識必須是廣泛的“異中之同”或“重疊共識”,否則社會主導價值觀念就不能在多元社會價值觀念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社會主流價值觀念中凸顯出來,這正需要我們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努力和實踐。

以思想政治教育導引意識形態研究。從意識形態的角度,導引社會科學在自由市場經濟出現以前,經濟制度“被浸沒在普遍的社會關系之中,市場僅僅是某個制度設置的附屬特性,而這個制度設置前所未有地受著社會權威的控制和規制”,西方發達國家的轉型道路告訴我們,“社會關系與行為被一步步嵌入市場,特別是土地、勞動力和貨幣作為商品在市場上進行交易,更是確定無疑地將社會關系嵌入經濟體制”。自然科學崇尚的技術理性看起來與市場經濟下的現代社會更為契合,但早已經有社會學家對此表示了隱憂:“自我調節的市場的理念,是徹頭徹尾的烏托邦。除非消滅社會中的人和自然物質,否則這樣一種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時期;它會摧毀人類并將其環境變成一片荒野。”顯然,消弭社會政治或者政治社會中的“精神荒原”,有賴于思想政治教育這一從屬于上層建筑并受到經濟基礎制約的社會科學,盡管某些社會科學也發揮著思想政治教育和“隱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但教育所產生的巨大精神力量存在于社會政治系統之中,受社會體制的推動和阻遏,又與具體的社會實踐相結合,如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的建設等諸多方面,充分體現出意識形態教育應有的張力。

以思想政治教育為設置政治實踐的行為路徑。正如馬克斯·韋伯所指出的,在現代社會,許多人只知道物質上“要什么”卻不知道精神上“追求什么”,“那些終極的、最高貴的價值,已從公共生活中銷聲匿跡。”公民社會的政治意識形態場域,應該是社會個體積極參與的自律、互補、共治并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組織生態,社會個體在自主參與的各種社會政治實踐中能形成和表達具有普遍認同性的政治思想和社會價值。其中包括能夠影響公共權力及政策,也能制衡專制、強權和資本壟斷的價值,同時也具有豐富社會資本、傳播意識形態、增進文化價值等作用。思想政治教育應該在以上的不同向度上,設置社會個體進行政治實踐的路徑,以遏制轉型期引發的社會個體集體無意識的分裂狀態。在這樣的路徑中,統攝性、說理性政治教育處在了不被教育對象需要的受拒斥的窘地,理論—認知—滲透—參與—主導型的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的范式應該被逐步構建。這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政治本色的典型特征——應該為社會個體設定應然的政治實踐行為路徑。這種路徑可以分為兩個層次:積極主動的“應為”,其意義在于引領公民自覺追求政治需求和法律規制的義務;消極被動的“禁為”,此意義在于維護政治治理,保障社會個體不僭越綱法倫常所規定的行為底線,以契合轉型期政治場域的公共性、開放性、多元性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