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是個崩子腦殼。”

我母親看到我的兒子頑皮時,喜歡說這一句話。兒子問我:“爸爸,什么叫崩子腦殼?”我竟然無法從普通話中找到一個合適的詞來替代。這是在方言式微、普通話一統天下的當下,祖孫輩交流時一種常見的尷尬。

“崩子腦殼”是湘中方言,大概是說一個男性愛出頭,容易被忽悠,有點缺心眼。用來說小孩多是表達親昵,說成年男子則是貶義了。但這種解釋我以為仍然不是很準確。方言的精妙之處在于,只有在那個語言場域中長大的人才能體察。

隨著中國的城市化速度的加快,越來越多的孩子在城市里長大。盡管每個城市所在的區域曾經都有過方言,但城市化社會到來,使得人們彼此交流必將舍棄方言而采用漢語的通用語言——即“普通話”。孩子會講所在城市或父母家鄉方言的越來越少,大多數孩子屬于“沒有方言”的一代。可以預料,隨著這一代人長大成為社會的主流,許多方言將消失或成為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使用的語言“活化石”。

對這樣的情形,我作為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感到惋惜和傷感,但理性告訴我,情感只能是情感,許多甚至說大部分方言正在消失是無可奈何花落去的現實。我的湖南同鄉、著名主持人汪涵發起的“響應”(鄉音)方言保護計劃,在語言學和文化學的意義上善莫大焉,但從語言用來人際交流的功能來說,汪涵無法也沒必要去“保護”方言,因為他擋不住越來越多人用普通話交流而不會說方言的趨勢。如此,“保護”方言無從說起。就像滿語——曾是清朝的法定語言,現在也還保留有浩如煙海的滿文史料,但日常生活中會用滿語的已不到100人。

盡管由于山川相隔、交通不便等原因,“十里不同音”一直延續到四五十年前中國農耕社會的末期。但借助統一的文字,使地域遼闊的中國人“書同文”,可以用一種文字進行交流。梁啟超可以給張之洞寫信,孫中山可以上書李鴻章。中國歷代從來沒有能力形成“語同音”,但“書同文”與“語不同音”一直相安無事地并存。

統一的文字加上少數離鄉外出做官或做買賣的人所用的“官話”,足夠維持一個農業帝國內部必要的交流。舉個例子,光緒帝召見康有為,寒暄兩句,康有為用一口廣東話大講變法,光緒帝聽不懂沒關系,只要吩咐一句:愛卿呀,你上個折子吧。這便解決了皇帝聽不懂粵語的難題。

“語”和“文”的長期分開,也使方言成為一個人和一個地區居民最顯著的文化標識。出門在外,親不親故鄉人,“故鄉人”憑什么來衡量呢,主要是說話口音相同或相近。因此,方言也成為一個人或一群人保持文化獨立性乃至文化尊嚴最好的武器。在國與國之間也是如此。官方語言不同的兩國元首正式會見,即便一個元首對另一國元首所用的語言,如自己母語那樣嫻熟,但必須用翻譯你來我往譯一遍,原因無他,事關國格。

隨著中國城市化時代的到來,人員流動加快,“語同音”已是時代的必然,經濟與科技的發展也讓“語同音”可以成為現實。

從市場化角度看,商品、資本、勞動力三大要素的流動是否高效,基礎是不同地區的人可以進行通暢的信息交流,那么大家都說普通話不是一個人愿不愿意的問題,而是參與到市場經濟中必須這樣做。國家法律之規定,廣播和電視的普及,用普通話教學之推行,只是為了迎合這樣的大趨勢。

在市場化大潮之下,標準化是一種趨勢,個性化的東西將越來越少,不獨是語言。就以養育嬰孩為例,在前現代社會里,各地差別甚大,有各種不同的風俗。可到了今天,黑龍江的媽媽和四川的媽媽給孩子買的玩具,幾乎是一樣的標準,選擇奶粉的品牌也可能趨近。在這樣的標準化時代,孩子們從小用普通話交流,而不會或不愿意說方言,是很自然的事情。

方言逐漸消失,就是標準化消滅個性化的大背景下一種必然。當然,普通話也有它的劣勢。嚴格地說,普通話是一種人為規范的書面語言,表達的生動性自然不如方言。現代一些知名作家,如以北京話為底子寫作的老舍和以西南官話為底子寫作的沈從文,如果抽掉他們語言中那些地域色彩,置換成中規中矩的書面語言,他們的作品魅力將大打折扣。

不過,我認為這也不是什么太大的問題。“無可奈何花落去”,許多方言逐漸消失,是時代使然；“似曾相識燕歸來”,方言中一些精妙的詞,也必然匯入普通話,使人際交往的詞匯更加豐富。

方言是保護不住的,消失就消失吧,歷史上消失了多少語言呀。當然,從學術和文化的角度而言,采取現代科技留住祖輩的聲音,讓后人了解到曾經中國各地的人怎么說話,亦很有必要。汪涵的做法是值得肯定和欽佩的。（十年砍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