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煥庸線”是我國著名地理學家胡煥庸先生在1935年提出的劃分我國人口密度的分界線。這條線從黑龍江省的黑河市到云南省的騰沖市，是一條大致呈45度傾斜的基本直線。2014年底，李克強總理在參觀人居科學研究展覽時，高度關注“胡煥庸線”，并提出“‘胡煥庸線’能否被突破”的重大議題。筆者認為，“胡煥庸線”不僅是我國人口密度的分界線，也是我國歷史上游牧民族和農耕民族的交融線，我們可以試從民族交融發展的視角思考李克強總理提出的突破“胡煥庸線”的議題。歷史上，“胡煥庸線”以西的游牧民族之間發生著相互交融，這些游牧民族與“胡煥庸線”以東的農耕民族之間也發生著相互交融。本文從發生在“胡煥庸線”附近的民族交融現象出發，試分析“胡煥庸線”附近民族交融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一、“胡煥庸線”沿線的歷史、地理和民族概況

“胡煥庸線”既是地理學意義上的人口密度分界線，又是歷史學意義上的各民族競爭發展的生命線，同時也是民族學意義上的民族碰撞互動的交融線。在“胡煥庸線”附近，曾活躍著我國歷史上眾多的少數民族，如匈奴、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同時也分布著眾多的歷史名城、軍事重鎮和王朝古都，如北京、太原、大同、西安、成都、麗江等。1．“胡煥庸線”的歷史地理特征

“胡煥庸線”作為我國人地關系的重大地理發現，其形成有著深刻的歷史和地理原因。展開我國的歷史地圖，我們不難發現，歷史上眾多的軍事要地皆分布在“胡煥庸線”附近。自東北向西南分別有幽云十六州、關中地區、漢中地區、河洛地區、巴蜀地區等，這些地區均是“兵家必爭之地”。如果再細致地觀察這條線附近的城市，可以看到有北京、西安、成都、漢中、太原、大同、大理、黑河、齊齊哈爾等，這些城市在我國歷史上的地位和分量不言而喻。著名的經濟地理學學者王錚認為，地貌、氣候等自然稟賦是“胡煥庸線”的第一地理本性，若要突破“胡煥庸線”，必須借助交通和人口－產業集聚等第二地理本性。“胡煥庸線”以東地區氣候較為濕潤，地貌以平原、丘陵為主，是我國傳統的農耕區，以43．7％的國土面積養育了94．4％的人口；“胡煥庸線”以西地區氣候以干旱、半干旱的大陸性氣候為主，地貌以高原、沙漠為主，是我國傳統的牧區，國土面積占全國總面積的56．3％，而人口只占5．6％。一般來講，“胡煥庸線”大體與我國400毫米年等降水量線重合，是我國半干旱區和半濕潤區的分界線。“胡煥庸線”的這些歷史和地理特征造就了其東、西兩側的人口分布差異。如要突破“胡煥庸線”，需綜合考慮其歷史、地理和民族等各方面特征，打破“中心－腹地”式的傳統空間結構，發展“樞紐－網絡”型的空間結構。2．“胡煥庸線”兩側的民族交融發展概況

“胡煥庸線”作為貫穿我國東北－西南走向的人口密度分界線，同時也是歷史上眾多民族、部落等群體接觸互動的重要場域。縱觀我國歷史發展脈絡，暫且不去論述類似薰育、鬼方、北戎、獫狁等遠古民族，也不去敘說林胡、樓煩、義渠、大荔等古代部落，僅從歷史上曾在“胡煥庸線”附近建立過古代政權的游牧民族概述，就分別有秦漢時期的匈奴人建立的匈奴帝國，南北朝時期的鮮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與此同時，柔然汗國崛起于漠北與北魏長期對立。南北朝末期，突厥汗國崛起滅柔然統一草原諸部。宋遼金時期，契丹人建立的大遼、黨項人建立的西夏與北宋長期對峙。之后，女真人崛起，建立金朝，滅遼與北宋。南宋之后，蒙古人建立元朝，實現了自唐以后空前的南北大一統。元明之后，建州女真人建立后金，并發展為后來的滿族，其建立的清朝大體奠定了我國今天的疆域版圖。此外，還有這些游牧民族的別支或小部落，如匈奴鐵勒部、鮮卑吐谷渾部、突厥沙陀部、南匈奴稽胡部、蒙古瓦剌部等都曾活躍在這條“民族交融線”附近。這些民族或者部落的變遷史，正是中華民族交融發展史的縮影寫照。

二、“胡煥庸線”在民族交融發展中發揮作用的因素

1．自然因素

任何民族的生息繁衍都需要具體的生存空間，中華民族生息繁衍的這片大陸內部結構復雜而完整，其自成體系的地理結構使得我國能夠保持長期自給自足的生產模式。“胡煥庸線”作為我國人口密度的分界線，大體與我國400毫米年等降水量線保持一致。同時，該線以東主要是我國的濕潤區或半濕潤區，分布著我國主要的農耕地帶，農耕民族世代精耕細作于此；該線以西則主要是干旱和半干旱地區，也是我國主要的草原地帶，游牧民族在這里“逐水草而居”。不同的地理條件和自然因素鑄就了“胡煥庸線”兩側不同的經濟生產類型，而不同的經濟生產類型決定了生存于“胡煥庸線”兩側人類群體的互動與共生。我們經常會在史書中看到“馬絹互市”“茶馬貿易”等記載。有意思的是，這些貿易的發生地點或者貿易通道多分布在“胡煥庸線”附近。2．經濟互市

“胡煥庸線”兩側不同的地理條件和自然因素造就了兩側不同的經濟生產方式，生存于該線兩側的民族群體雖時有沖突甚至戰爭的爆發，但這種關系并非完全意義上的競爭關系，確切地說應是競爭共生的關系。游牧民族的生活并非完全依靠牧業，農耕民族的生活也不是全部依賴農業。游牧民族在游牧經濟體系中不能定居，他們所需要的糧食、紡織品、茶和酒多取自于農區；農耕民族在耕種和運輸上所需要的畜力、生活中所需要的牛羊肉食及皮毛原料也多需要在貿易互市中取得。比如，連接亞歐大陸東西兩端的古代“絲綢之路”便起始于“胡煥庸線”附近的長安（今西安），而發生于我國北方農牧兩大民族之間的“馬絹互市”，也多分布于“胡煥庸線”附近的城市。因此，“胡煥庸線”兩側不同生產類型的民族群體之間的經濟互市成為一種必要的民族交往、交流途徑。3．文化互動

費孝通先生認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產生的競爭共生機制是推動文化發展的重要力量，彼此之間相互吸收比自己優秀的文化而不失其原有的個性。在“胡煥庸線”兩側不同的自然地理條件和經濟生產方式基礎上，形成了特點鮮明的不同民族文化形態。任何民族文化的發展都離不開與其他民族文化的交往和互動，并在交往互動的過程中有選擇地吸收其他民族的優秀文化進行創新、組合、重構。以北魏王朝為例，作為鮮卑族建立的統一中國北方的政權，北魏王朝先后定都于盛樂（今呼和浩特市）、平城（今大同市）、洛陽。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后，開始推行漢化改革，在文化方面，禁胡語、改漢姓、尊孔子，積極學習中原漢文化，這促進了我國北方的經濟復蘇、文化發展和民族大融合。同時，漢族也在不斷汲取游牧民族的文化。比如，漢語中用“第一把交椅”代指首領，此處“交椅”便是“胡床”的另一種稱謂。“胡煥庸線”附近不同民族的文化互動既是民族文化發展的重要途徑，也是推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力量。4．族際通婚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有著深刻的歷史地理、經濟文化和政治社會等方面的原因。費孝通先生認為，漢族作為具有凝聚力的核心，其形成和發展的本身便是多民族大混雜、大融合的結果。社會通婚作為族際互動的一種方式，是連接不同民族之間的社會紐帶和橋梁，也是族際認同和族際信任程度的一種標志。以唐朝為例。作為我國歷史上最強盛的朝代之一，唐朝的繁榮昌盛與民族的大混雜、大融合是密切相關的。經歷魏晉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唐朝的統治階級中出現許多少數民族將領和民族混血官員，其統治者李氏家族便是漢族與鮮卑族通婚融合的結果。費老認為，有唐一代名義上是漢族統治，實際上是各族參與的政權。從唐到宋之間的近500年的時間里，中原地區實際上是一個以漢族為核心的民族熔爐。

三、“胡煥庸線”沿線民族交融的現實意義

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新世紀新階段我國民族工作的重要內容，也是我國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環節和推動因素。在“胡煥庸線”附近發生的民族關系史，本質上是一部不同民族密切往來、共同發展、競爭共生的民族交融史。歷史上，這條線兩側的農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間，無論是采取緩和的和親政策，還是采取暴力的戰爭手段，都促進了彼此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在農耕文化與游牧文化的不斷碰撞、融合過程中，各民族彼此尊重、互相學習，共同發展了豐富多彩的中華文化，共同構建了中華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園。因此，作為歷史上各民族的交融線，“胡煥庸線”沿線的民族交融史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1．促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民族關系是社會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形成和諧的民族關系對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胡煥庸線”附近的民族交融歷史悠久，各民族在長期交往交流交融過程中，早已形成了同呼吸、共奮斗的命運共同體，夯實了各族人民大團結的深厚歷史根基。各族人民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情感等各方面實現了有機整合，這就增強了不同民族之間的共同價值認同，有助于推動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2．增強民族情感認同

各民族在文化交融發展的過程中增進彼此之間的了解，有利于增強族際之間的情感認同，增強對中華文化的認同。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召開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指出，“加強中華民族大團結，長遠和根本的是增強文化認同，建設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積極培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胡煥庸線”作為貫穿我國東北－西南的民族交融線，是歷史上各民族文化接觸、互動、交融的重要場域。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歷史進程中，增強各族群眾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有助于鞏固多民族國家的穩定與統一。3．推動民族工作進步

民族交融表現在民族工作方面，即各民族的共同繁榮發展、共同團結進步。各民族在相互學習的過程中，形成了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系，為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提供物質和精神方面的支持。歷史上，活躍于“胡煥庸線”附近的各民族在長期的交往交流交融過程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統一體。在“多元一體”的結構中，各民族之間的差異性逐漸縮小，共同性漸趨增強，這就為民族工作的開展提供了精神文化和道德情感上的保障。各民族同胞齊心協力、共商共建，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共同團結奮斗。

【作者：平維彬 本文系中央民族大學少數民族事業發展協同創新中心“民族團結理論與政策研究平臺”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