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章乃器兒子章立凡刊在《國家人文歷史》上的《父親章乃器收藏往事》一文，才知章乃器先生的收藏經歷頗為豐富。其收藏的跌宕經歷告訴我們，搞好收藏必須在“交”字上動腦筋，通過“交游”“交友”“交熟”“交好”“交班”的一番功夫，進而將收藏做到極致。

章乃器“在東北時就開始收集流散在社會上的文物，定居北京之后，公余之暇開始光顧文物市場，主要是隆福寺和琉璃廠的店鋪，還有東大地（今紅橋附近）的地攤”，章乃器曾說“北京文物泛濫街頭”。所謂“泛濫”，其實既是指文物交易繁忙，也是指文物真偽混雜、良莠不齊。而正是章乃器時常交游光顧這些文物店鋪和文物交易市場，使得他有機會能夠接觸到真真假假的文物，并在不斷的甄別中逐步增長收藏知識和能力。初涉收藏，“吃藥”是難免的，正如他所說：“上當不止一次，如果不上當，怎么學得會鑒別真偽？當收藏家是要交學費的。”然而，唯深受上當之害、飽嘗吃藥之苦，才逼迫他加強學習、謹慎應對。

真正意義上的收藏，肯定不是一個人的“戰斗”，也就是說，藏家必須有自己的朋友圈，而且最好是要與那些比自己收藏眼界更寬、鑒賞眼力更足的鑒定家和收藏家交朋友，因為只有站在這些“高人”中間，自己也才有可能快速成長進步。章乃器其優勢之一，就是與不少鑒定專家和收藏家結下良緣，如“古玩行前輩孫瀛洲老先生曾幫他‘掌眼’，收藏家葉恭綽、張伯駒、趙振經等，也時有過從與切磋”。而與一些古玩商交朋友，也使得他們“淘到了好物件自然想著章先生，會直接聯系送上門”。正是因為朋友多，交集廣，章乃器的收藏渠道得以暢通，鑒定及其收藏水平也得到快速提高。

文物跨越的年代之多、時間之長，涉及的種類之廣、工藝之雜，這是眾所周知的事，而這也就給后來的鑒定收藏帶來了重重困難，且也為歷朝歷代的造假者提供了一定的空間。這也從一個側面啟示我們，搞收藏莫要貪“全”而要盡量在“專”字上下功夫，其實即便是收藏一個門類的文物，其所涉及的對象范圍在時間和歷史的縱橫坐標里，其呈現也已經夠復雜的了。因此，我們要遠離“全”關注“專”，尤其要交熟——在自己相對熟悉的門類里收藏，如此，藏家才有精力深入其間，令鑒與藏有良性互動。章乃器的收藏主要涉及古代生活的各個方面，特別是在青銅、瓷、玉器門類的收藏上，歷代有代表性的器物都盡量搜集。其他像書畫類，他就基本不涉足。他說：“字畫作假太多，收藏字畫的眼力，不是一般人所能有的，我沒有張伯駒、張傲彬那種眼力，因此才以搜集青銅、瓷、玉和雜項為主。”信然！

文物，乃一國遺留下來的在文化發展史上有價值的物品，文物作為文化遺產的物質載體，承載的信息極具歷史、科學、藝術價值。鑒于文物是不可再生的稀缺性文化資源，因此我們必須敬畏文物，對每一件文物都要做好收藏保護工作，因為這對于繼承和發揚優秀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和創造力，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章乃器對于文物的收藏，總是與之交好，可謂做到了精心呵護。“對于搜集來的文物，他通常會請一些朋友共同鑒賞；但在整理分類時，他都是親自動手，從不假手于人。他曾訂制大批錦盒，將那些來時無包裝的文物妥善保護。文物入藏時，他經常會在錦盒上寫一些文字，記述藏品來源、品類、特點，有時還會記下孫老（瀛洲）或他本人對這些器物的評語”。如果說，與朋友共同鑒賞，是為了弄清楚藏品的身份，與朋友分享快樂，是對藏品本身負責的話，那么，其對藏品的精心包裝和詳實記述，則是其對每件藏品珍愛有加的自然流露。

在章乃器那里，他從來沒有將藏品視作自己的私有財產。在他看來，“過眼即為擁有”，歷代藏家不管對哪一件文物憐愛有加，但誰也無法將其帶走。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有情懷的藏家，自己必須在這場文物傳承接力賽中跑好屬于自己的一棒，而正是有了這樣的念想和境界，章乃器毅然將自己多年花高價收藏的文物捐給了國家，實現了自己一直以來為藏品找個“婆家”交好班的愿望。“1954年初春，鄭振鐸從故宮派來了6位專家接收文物，他敞開所有的櫥柜任其挑選，大概篩選了一個月，有1100多件藏品入選，其中有商代毓祖丁卣、亞父乙簋、西周伯卣、春秋越王劍、清代竹雕饕餮紋鼎、邢窯白釉瓶、龍泉窯青釉五孔蓋瓶等精品”，這是怎樣的境界呀！

誠然，章乃器能在收藏上取得如此輝煌的成績，有這般深湛的造詣，除了自己的主觀努力以外，確也跟其早先成功創辦和經營公司而有著較為雄厚的經濟實力有關。對此，或許一般藏家無能為力，但章乃器以“交”為先的收藏之道，是很值得我們學習借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