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５月２４日電述評：穆迪調降中國評級存在三大誤判

新華社記者杜靜

國際信用評級機構穆迪２４日將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從Ａａ３調降至Ａ１，同時將評級展望從“負面”上調至“穩定”。穆迪提出調降評級主要有三個理由，即中國實體經濟債務規模將快速增長、相關改革措施難見成效、地方債及企業債將增加政府或有債務。專家認為，穆迪的觀點存在對中國經濟明顯的誤讀和誤判，評級結果存在偏差。

首先，穆迪在報告中預測，２０１８年中國政府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ＧＤＰ）比重將達４０％，２０２０年達到４５％。但事實上，２０１６年中國政府債務占ＧＤＰ比重為３６．７％，與上年相比變化不大。今后，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推進，政府舉債受到嚴格控制，政府債務有望保持合理規模，２０１８至２０２０年中國政府債務風險指標與２０１６年相比預計不會發生大的變化。

中國銀行全球市場部高級交易員李凡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說，穆迪下調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只是“一家之言”。今年以來，中國５年期國債信用違約互換（ＣＤＳ）的基準價格在８０個基點左右，而這一指標幾年前曾高達１５０個基點，這說明國際市場認為中國經濟基本面在改善、信用風險在降低。穆迪公布下調中國評級的消息后，離岸人民幣微跌，總體來說市場反應平穩。

其次，穆迪認為，中國相關改革措施難見成效，中國經濟增速將持續放緩。這一觀點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中國經濟面臨的困難，低估了中國政府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適度擴大總需求的能力。

今年以來，中國經濟仍然延續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一季度ＧＤＰ增長６．９％，同比加快０．２個百分點，充分顯示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效果正在不斷顯現。隨著改革持續深化，中國經濟有望繼續保持平穩較快增長。

再次，穆迪在報告中稱，除了政府直接債務，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國有企業等債務水平持續增長會增加政府或有債務。這更是對中國法律和相關法規缺乏必要的了解。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等規定，穆迪的上述觀點不成立。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ＩＭＦ）財政事務部主任維托爾·加斯帕爾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表示，從國際標準來看，中國政府債務水平仍然比較低。同時，中國政府的資產負債表比大多數新興經濟體都要健康，中國政府持有的金融資產遠超負擔的金融債務，中國擁有充足的“財政火力”來管理債務風險。

自去年以來，不少西方機構和媒體多次談及中國債務風險。去年３月，穆迪就曾將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從“穩定”下調至“負面”，中國經濟后來的實際表現卻是“穩中有進”。

穆迪此次在調降中國主權信用評級的同時，上調了中國的評級展望，似乎在顯示其評級的平衡與公允。但業內人士指出，穆迪此舉更多是一個技術層面的變化，在對未來前景持同樣預期的情況下，調低當前評級，展望就會上調。

有分析人士認為，長期以來，西方評級機構對信用咨詢市場具有重大影響，但其評級方法存在缺陷，信譽早已受到質疑。

首先，西方評級機構過分看重制度因素，定性分析比重較大，主觀性較強，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存在一定的歧視性。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副研究員程偉力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說，２００７年，新興市場國家獲得的評級通常比負債水平近似的發達國家低８到１２個等級。隨著新興市場的蓬勃發展，這一差距有所改善，但截至２０１５年也僅僅縮小了兩個等級。

在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２０１６年股東大會上，“股神”巴菲特被問及為何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沒有得到３Ａ最高信用評級時說：“這種信用評級根本是錯誤的機制，而且是阻礙不前的機制。”

其次，評級機構過度依賴歷史數據，評級行為高度順周期，難以做出前瞻性的預警。例如，在２００８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穆迪評級沒能起到預警作用，仍一直將希臘的Ａ１評級保持到２００９年年底。要知道，Ａ１評級是穆迪評級體系中的第五高評級，這說明穆迪評級存在滯后性，缺乏前瞻性。

當然，盡管西方評級機構對中國的信用評級存在偏差，我們不妨本著“兼聽則明”的精神，將這些機構的觀點視為對防范風險的提醒，把風險管控進一步做牢做實。

近年來，中國政府通過一系列措施管控債務風險，包括建立債務風險預警機制、全面構建債務監管體制、實施地方政府債務置換等。正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專家加斯帕爾所說：“中國政府已充分認識到債務風險問題，并已采取相應措施。”（參與記者：康逸、俞懋峰、樊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