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茶馬古道相關的研究工作，有利于傳承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促進民族團結和社會和諧、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5月10日至19日，由全國政協副主席李海峰率隊的全國政協茶馬古道文化遺產保護和利用調研組赴四川、西藏兩省區展開了調研。

走山路、上高原，近10天風雨兼程，調研組沿著茶馬古道川藏線，走訪了茶鄉、民居、古道、寺廟、博物館等地，并與相關單位負責人進行座談。通過實地考察與深入交流，調研組了解了茶馬古道沿線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利用工作現狀和存在的問題，并提出了諸多有參考價值和可操作性的建議。

傳承千年的商貿要道

去過藏區的人或許曾被熱情的藏族同胞邀請，品嘗過當地的酥油茶。藏族民間俗語講：“寧可三日無糧，不可一日無茶。”這是對藏區人民生活的真實寫照。可以說，茶對于藏區人民，已經如水和鹽一般，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藏區因海拔和氣候條件的特殊性，不適宜茶樹生長，但藏區人民亟須從茶葉中獲取營養元素，于是，內地的茶葉開始運往西南邊陲，“茶馬古道”應運而生，一走便是上千年。

據史料記載，藏族人民從漢代起就已經開始飲茶，可以說，茶馬古道從初具雛形，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了。

由于藏區需要茶葉、內地需要馬匹，“茶馬互市”便成了茶馬古道存在的主要價值。不過，茶馬古道所承載的并不是簡單的“以茶易馬”功能。

“就像絲綢之路不僅運輸絲綢、海上瓷路不只運輸瓷器一樣，茶馬古道上所運輸的也不僅限于茶葉。”全國政協委員、文化部原副部長、文物局原局長勵小捷說，“這條路承載著大量人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鹽巴、皮布、銀兩等。這條路聯系著內地與邊陲、國內與國外的貿易文化往來，我們只是以‘茶馬古道’來命名這條商貿通道。”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孫慶聚認為，“茶馬古道就如同現在從內地通往西藏的鐵路、高速公路和國道，是一條交通大動脈，曾經發揮了重要作用。”

“認識先于行動、理論指導實踐。”孫慶聚表示，“如果對茶馬古道意義和價值的認識不到位，想要增強我們的文化自信、增加對茶馬古道研究工作的自覺性是困難的。”

獨特的人文歷史風景線

在這條傳承千年的古代商貿要道上，留存著各種歷史文化遺產遺址、非物質文化遺產，沿線也分布著多民族各具特色的村落小鎮。這些文化遺產，構成了茶馬古道獨特的人文歷史風景線。

康定，是茶馬古道上一個集商貿、文化于一體的重要城市。這里古時稱“打箭爐”，在元代還是一片荒涼原野，隨著漢藏貿易的推進，康定逐漸發展成為邊茶貿易中心。據史料記載，清雍正七年（1729年），朝廷在康定設打箭爐廳，派兵戍守，自此，大批川陜商人和藏區商人紛紛涌入，讓康定成為因茶葉集市而興起的西陲第一大城市。

在康定的甘孜州博物館里，委員們看到了當年康定茶馬互市的集散地“鍋莊”的場景還原。內地靠人背、馬馱而來的茶葉到了這里便要換牦牛運送進入藏區，而內地茶葉打包的形狀不適合藏區牦牛背馱，茶葉要重新打包，人們也要落腳休息，“鍋莊”就是這樣形成的。與此同時，人們在鍋莊閑暇娛樂時所跳的舞蹈也被命名為“鍋莊舞”，一直傳承至今。

從四川到西藏的一路上，如康定一般因茶馬貿易而形成、興盛的村莊、城鎮還有很多，委員們看到了不少具有當地特色的寺廟、驛站、民居、舞蹈，深刻認識到茶馬古道文化遺產保護利用工作是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的。

古時，茶馬古道解決了內地與西陲互通有無的生產生活問題；當代，它依然能夠發揮經濟意義和商業價值。

茶馬古道沿線的文化遺產、文物遺址等，都可以作為旅游的產品和商品進行開發，把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利用，同旅游發展和民生改善融合在一起。在四川和西藏，由茶馬古道而帶動的旅游業均為當地財政收入作出了貢獻。

與此同時，茶馬古道的政治、文化意義也很重要。委員們認為，茶馬古道通過商品的互市交換，溝通了祖國內地和西南邊陲多民族間的溝通交融，在很大程度上增強了漢族與各少數民族之間的友好關系，增加了整個祖國大家庭當中的民族認同感、國家認同感、政治認同感。現在研究茶馬古道，有利于促進祖國內陸和西藏地區各民族之間的民族團結與和睦，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茶馬古道還是一條民族交流融合的通道、一條中外文化互通的紐帶。經考古學、歷史學、人類學、語言學初步研究，我國西部有17個操藏緬語的民族。藏緬語的使用者不僅僅在中國境內有，在喜馬拉雅南麓相鄰的9個國家都有分布，它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由我國的甘肅、西藏高原地帶通過橫斷山脈的民族走廊或茶馬古道遷徙下去的，茶馬古道沿線如今仍有許多歷史遺跡證明著這種遷徙的存在。

在討論交流中，委員們還認為，充分認識茶馬古道的政治、經濟、文化意義是研究、保護和利用工作的基礎，尤其是目前我國“一帶一路”建設中要著力建立周邊睦鄰友好關系，而此時研究茶馬古道溝通漢藏與中外的歷史過程，則更顯得具有現實意義。

古道背后的精神內涵

茶馬古道不僅是我國寶貴的線性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其背后，還蘊含著深厚的精神內涵———它代表了我國人民頑強的生命力和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

對于乘坐越野車翻越一座大山才從昌都市到達類烏齊縣的經歷，委員們都深有感觸。車子一邊是有滑坡危險的山體，另一邊是萬丈深淵，地面也是凹凸不平。厚厚的塵土混合著雪山上流下來的水，在坑洼地形成一道道淤泥灘，汽車行駛十分顛簸。

從四川到西藏，要翻過無數座這樣的大山，而且越往西走，海拔就越高，空氣逐漸稀薄，氣溫也隨之下降……在如此惡劣的條件下，當年的腳夫和馬匹身負重荷，就這樣一步一個腳印將茶葉運往藏區。

委員們說，茶馬古道是“腳夫用腳板踩寫出來的歷史，是馬匹用馬蹄踏寫出來的輝煌”。的確，從無到有，從興起到興盛，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在創造茶馬古道時所體現出的開拓進取精神，也在這條道路、在歷史進程中閃爍著耀眼的光芒。

在委員們看來，“茶馬古道精神”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茶馬古道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利用，對于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國家的文化軟實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從物質層面而言，茶馬古道已經成為過往。如今的交通工具和手段都現代化了，再去保留和使用茶馬古道是不可能的，其沿途的眾多文物遺址也不可能上千、上萬年保存下去。但委員們表示，茶馬古道的精神內涵是需要留存在人們心間、深入中華民族記憶中的，接下來要進一步挖掘和提升茶馬古道的精神內涵，使文化遺產保護和利用工作提升到一個更高的層次。

填補古道研究的空白

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聽，一路詢，委員們對茶馬古道川藏線沿途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利用進行了深入考察。然而了解越深入，發現的問題也就越多。

深諳歷史學與檔案學的楊東權委員表示，目前對與茶馬古道相關的文獻資料研究還不到位，人們初步了解茶馬古道的閱讀材料也是零零散散。“茶馬古道所遺存下來的是國家文物，我們不能追求將其現存的遺址全部復原，但對與其相關史料的挖掘要更加深入。”

對于茶馬古道研究存在的空白，各地方相關負責人表示，目前仍存在地方性法規政策的制定缺乏統一指導、交通瓶頸的制約、資金和人才的短缺等問題。

對此，委員們建議：要充分發揮各地政協的作用。政協是一個重要的平臺，在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個智庫，有資源、人才和平臺的優勢。茶馬古道文化遺產保護和利用工作本身就是一個系統性的工作，光靠哪一家、哪一個部門是不可能的。各地政協應該找準自己的定位，明確政協應該做些什么、能夠做些什么。如何同文化廳、文物局、旅游以及其他相關部門相互配合起來，形成一個整體的合力？在這方面，政協大有作為。

在調研組考察川藏茶馬古道的同時，北京也正召開著一個重要的盛會——“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茶馬古道文化遺產保護和利用工作，應該放在‘一帶一路’的大背景下，借勢而為。如果能夠借‘一帶一路’的國家戰略，把與茶馬古道沿途國家的交流延伸和傳播下去就更好了。”李東東委員表示。

茶馬古道從拉薩再往西，可以延伸至不丹、尼泊爾、印度等國家，與“海上絲路”是有所重合的。委員們認為，茶馬古道不僅是漢藏溝通的要道，也是連接中外商貿和文化的通道。俞金堯委員認為，“在做好國內對茶馬古道研究工作的基礎上，要加強與茶馬古道沿線國家的交流，對境外茶馬古道的歷史文化遺產也要深入挖掘。”

值得高興的是，茶馬古道所面對的，不僅有“一帶一路”國家戰略機遇，還有文化傳承保護了政策文件機遇。

在調研組出發前召開的情況說明會上，委員們就學習了與茶馬古道文化遺產保護和利用工作相關的9個文件。“現在中央十分重視文化、文物工作，出臺了許多政策性文件。尤其是《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它可以說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有關文化、文物工作最系統、最權威，也是最高等級的文件。”孫慶聚說。

如今，茶馬古道已經上升至“一帶一路”戰略。委員們表示，在這個難得的機遇下，一定要將茶馬古道文化遺產的保護利用工作融入到“一帶一路”這個發展戰略里去，抓住此次機遇，自覺和其對接，讓茶馬古道的研究工作更有優勢，讓這條古文明之路散發更獨特的東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