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增長乏力、貧富分化嚴重、政治極化現象加劇，同時民粹主義高漲、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右翼極端主義思潮沉渣泛起。這些現象表明，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內部矛盾日益激化，資本主義危機呈現一系列新表現、新特征。在這些國家，雖然一些政治勢力試圖通過指責經濟全球化和對外干預等方式轉移國內民眾視線、轉嫁危機，但無法改變當代資本主義危機不斷加深的總體趨勢。

經濟復蘇困難，治理政策乏力。國際金融危機給資本主義國家帶來巨大沖擊。為了應對危機，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紛紛撥付巨額財政資金救助大型金融機構，推出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然而，這些措施只能暫時避免金融秩序崩潰，對推動經濟復蘇的效果有限。而且，由于動用國家信用為破產的私人壟斷資本背書，政府債務不斷攀升。美國政府債務占GDP（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2006年的61.8%上升到2016年的106.1%，歐元區的這一比重從67.4%上升到89.3%，日本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2016年超過250%。巨額政府債務又埋下了新一輪金融危機的隱患。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有的歐洲國家因外債負擔過重陷入瀕臨破產的窘境，另一些歐洲國家以及美國、日本的政府信用也不斷下降。面對這一局面，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政策在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之間搖擺。以美國為例。2008年之后，美國政府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一方面具有新自由主義傾向，如收購數萬億美元的抵押貸款支持證券、穩定金融衍生品市值等；另一方面又具有凱恩斯主義傾向，如相繼通過了經濟復蘇與再投資法案、醫療保險改革法案、金融監管改革法案等。但隨著金融市場逐步穩定，美國轉向主要依靠新自由主義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此舉雖然暫時維持了經濟穩定運行，卻沒有改善中下層勞動者的就業狀況。民主黨的施政能力因此飽受質疑，共和黨內部也開始分化。歐洲和日本面臨的經濟政策困境更甚于美國，更不用說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了。

貧富差距擴大，政治極化加劇。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美國和歐盟最初采取的凱恩斯主義政策受到多方阻撓和沖擊，經濟復蘇和民生改善效果大打折扣，勞動者的教育、醫療、養老等福利也不同程度被削減。比如，美國縮減公立大學教育經費，英國宣布取消強制退休規定，德國、葡萄牙、荷蘭等國相繼減少醫保投入。新自由主義政策的重新抬頭進一步加劇了貧富分化。美國最富有的1%階層的收入占全國總收入的比重從1978年的9%上升到近年來的20%，歐盟、英國和日本等國勞動者的實際工資也出現了長期停滯。正因如此，美國爆發“占領華爾街”運動，歐洲各國的罷工潮風起云涌，許多民眾對資本主義的信任度下降。二戰后很長一段時間，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要依靠增加工人工資、提高社會福利水平的方式來緩解階級矛盾，讓勞動者繼續創造剩余價值，為鞏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構建物質基礎。然而，隨著經濟增長放緩或停滯，資本家關注的已不是如何做大“蛋糕”，而是如何增加自己的份額。這使普通勞動者的實際收入陷入停滯甚至負增長。經濟政策紛爭又加劇了政治極化現象，嚴重制約著政府推動經濟復蘇、增加民眾福利的能力。普通勞動者尤其是失業年輕人普遍對本國政黨感到失望，對國家的未來和自己的前途失去信心。

軟實力下滑，國際影響力衰退。軟實力是一個國家通過非強制手段獲得他國認同與支持的感召力和影響力，它同以經濟和軍事為基礎的硬實力緊密相關。近年來，隨著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陷入低迷，其軟實力也開始下滑。特別是擁有強大經濟和軍事實力的美國，在“9·11事件”之后企圖依靠硬實力重塑世界秩序，先后發動了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但結果卻適得其反，不僅沒有實現重塑世界秩序的目標，反而使其軟實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和侵蝕。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打破了美國經濟制度的神話，暴露了金融高管的貪婪與腐敗、金融監管的失效以及美國政府對金融寡頭的偏袒庇護。這在美國國內引起普通民眾的震驚、失望和憤怒，在國外加劇其國際影響力衰退趨勢。歐洲和日本經濟發展面臨的困難更多，經濟持續低迷，軟實力下滑同樣嚴重。雖然這些國家可以憑借強大的金融資本操控大眾媒體、輸出意識形態，甚至依托軍事霸權和金融霸權轉嫁危機、維持軟實力，但這些做法難以長期持續，無法改變經濟下滑、軟實力也必然下降的客觀規律，更難以彌補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口號和現實之間的巨大鴻溝。

綜上所述，當代資本主義危機日益嚴重并呈現一些新特征。雖然一些發達國家竭力轉嫁危機、拯救本國經濟，卻無法改變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及其根本缺陷，難以阻擋資本主義危機的循環和惡化。在新自由主義政策下，資本主義國家的貧富分化將進一步加劇，中產階層規模將進一步萎縮，經濟政策將長期面臨困局，政府信用將繼續被壟斷資本綁架并不斷惡化，政治極化現象仍將持續并可能進一步加劇。

（作者為上海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上海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