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找工難，越是花樣多。教育部在《關于做好2017屆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創業工作的通知》中早就明確，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就業歧視，凡校園招聘活動嚴禁發布含有限定院校、性別、民族等歧視性信息。然而，中國高校傳媒聯盟面向來自100余所高校的605名應屆畢業生進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75.7％的受訪者表示曾在找工作時受到過不公平的對待。

有兩組數字，其實足以說明很多道理：據智聯招聘數據，大學應屆畢業生月薪在今年下降了16%至4014元人民幣（590美元），這已經是連續第二年下滑。此外，據教育部估計，今年將有795萬大學生畢業，幾乎與瑞士的人口數量一樣多。創紀錄的畢業人數、反彈乏力的宏觀經濟，令這個畢業季更加寒風凜冽。

這個時候，反就業歧視等勞動權益保護工作就顯得尤為關鍵。前一陣子，有外賣企業在招聘員工時曾疑似發布歧視性招聘要求，此事引發輿論熱議，很多摸爬滾打在求職一線的職場新人對此心有戚戚。還有不少企業把985、211等門檻掛在嘴上，與調查顯示“42.15％受訪者受到了學校檔次不夠所帶來的阻礙”的結果，非常一致。還有4.3％的受訪者遇到過星座、生肖等歧視。套路深深，花式任性，應屆生在買方市場上，幾乎沒有什么對等的話語權，就更別提薪資水平上的議價空間了。

勞動法第十二條明確規定：勞動者就業不因民族、種族、性別、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視。不過，勞動法的義正辭嚴也好、教育部的苦口婆心也罷，在失衡的勞資博弈關系中，市場就業已淪為叢林法則下的“有錢說了算”的游戲。隱藏的就業歧視是行為產業內的明規則，說破天，大概也就在于下面兩個道理：一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不少公職招聘，自己就慣于“學歷查三代”等做派，企業有樣學樣，這能怪誰呢？有研究小組以浙江省公務員招錄為例，分析了該省2008年至2017年的招聘要求，發現公開歧視越來越少，性別歧視依然存在。二是勞動監察睜眼閉眼，就業歧視的罰單祭而不出。比如時下在不少地方，因乙肝歧視而誘生的“代檢族”已是公開的秘密。官司也打過，宣傳也做過，根深蒂固的頑疾，依然故我。用專家的話說，凡不符合崗位需求、糾偏需要，因而造成社會隔離的行為均屬非法的就業歧視。但是，若非白紙黑字，就算勞動監察上心出力，依然會遭遇舉證難、責罰難的困局。

就業歧視這個問題，說到底，和加班費或高溫津貼的現狀是一樣的。不訴不究、訴而難究，甚至要以飯碗為代價來糾偏這種問題——更要命的是，即便丟了飯碗贏了官司，似乎也難以逆轉某些彪悍的潛規則，這才是最叫勞動者傷心的事。不久前，美國勞工部在一次法院聽訊中指控谷歌公司存在性別歧視的行為，并表示掌握了該公司存在“系統性薪酬差異”。早在去年9月，美國勞工部就對谷歌發起攻勢，并在今年1月份提起訴訟。盡管就業歧視是個全球性難題，但，他山之石似乎也屢屢告訴我們：只有在法治框架內，事情才有紓解的可能。眼下的共識其實也很簡單：畢業季的就業歧視不僅是個職場痼疾，更指向法治環境；給應屆畢業生最好的禮物，也許不是抽象的祝福，而是公平有序的就業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