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一部“未完成的中國美術史” 葉恭綽的鑒藏生涯

葉恭綽是一位近現代時期聲名卓犖的收藏家，他的人生跨越了晚清、民國直至新中國，他的收藏容納了書畫、金石、文玩、歷史文獻等各個方面，他的交游包羅政客、詞人墨客、書家畫家、僧侶等各界人士——可以說，葉氏精彩的一生正是歷史轉折時期文化圈的縮影。1948年還鄉廣東時，葉氏寫下了《紀書畫絕句》，提到“余昔收書畫，本為擬編中國美術史，藉供參考，故標準頗與人殊。三十年來，變亂頻仍，十九不能保有。頃病中無俚，偶就憶及者各為絕句，聊以自娛，不足以述作。他日公私藏家有所編著，或可取資。余別有《遐庵清秘志》，記述較詳，堪以互證也”。雖然這部理想中的《中國美術史》最終未能完成，但他以美術史為線索的收藏觀念卻在其人生中屢屢閃現。

葉恭綽

“公”與“私”之間

清末民初，社會文化環境發生了變化，公開的展覽會讓收藏不再僅限于個人行為，這種變化給了葉恭綽以啟迪，他所進行的藝術收藏不再是純私人性質、為了愉悅眼目的賞玩，而是將書畫文物作為歷史文獻看待。在《矩園余墨》中，葉恭綽提到：“余收藏書畫，于供鑒賞者外，喜搜采有關文獻之物。”又云，“余維余之搜集一切，本非如往昔藏家徒矜博雅供玩賞，蓋自少頗有志于史學及文藝，感二者自昔徑域之未閎深，研究之缺統系，考訂之多疏舛，兼以時代不同，見地復異，故恒有從事述作之意，而先以搜羅資料及實物為準備。”

1960年，在葉氏八十壽辰時，親友為其印行了藏目《遐庵清秘錄》，體現出葉氏的收藏思路。在序言中，他將藝術品的創作者與藏家進行對比，認為藏家以“精神、勞力、資財”進行“搜求、購置、藏護”，甚至比創作者更為辛苦，獲取藏品之后的“觀賞、效法、夸耀”是徒勞無益的愚行;他還將傳統的收藏行為與保存文物的概念聯系在一起，認為收藏“實則保存傳統文物，凡人民皆應有所事”。他認為：“我國人對于古物之收藏，其動機多由于玩賞，而非研究，故古物之出土，往往不詳其時地及四周狀況，致一切連屬關系之痕跡，末由追求，價值因之頓減，此實為最大憾事。”

同時，葉恭綽“整理鄉邦文獻”的行為，也是對孫中山提倡鄉邦文化的一個呼應，收藏“遺民忠烈”的藝術作品，同樣與家國命運緊密相連，這也為葉恭綽的收藏增添了一層政治色彩。

收藏包羅廣泛

1. 書畫名跡。葉恭綽的藏品，早期巨跡包括王獻之《鴨頭丸帖》、唐高閑《半卷千文》，宋元名作如宋徽宗《祥龍石圖卷》，梁楷《布袋和尚軸》，文彥博《三札卷》，黃庭堅《伏波神祠詩卷》，王詵《蝶戀花詞卷》，陳容《夜飲書樓詩卷》，趙孟堅《春蘭圖卷》，趙孟頫《膽巴碑卷》，鮮于樞《手寫老子卷》《雪庵和尚書草庵歌長卷》，周伯琦《篆書宮學國史二箴卷》等，無不精妙。這些藏品展現出葉恭綽豐厚的收藏實力。

2. 閨秀翰墨。幼年時，葉衍蘭收藏中的閨秀筆墨曾經令葉恭綽目眩神迷，其成年后也開始收集本地閨秀的靈墨妙繪，所藏品目自謂“以明末清初為最夥”，見于著錄者有宋代朱淑真《璇璣圖》卷、元代管道昇《墨竹卷》和《十八尊者圖》繡片、明代薛素素《竹蘭卷》、邢慈靜的白描《大士卷》、馬湘蘭的《畫蘭卷》及《蘭石》(葉衍蘭曾經刻過張景祁撰的《秦淮八艷圖詠》一書，其中就將馬湘蘭列為冠首)、明清之交黃媛介的《山水》小冊、李因的水墨《花鳥卷》、清代王韻香的《空山聽雨圖冊》(葉衍蘭舊藏)和《蘭花卷》、清代新止夫人繡紗《花卉卷》。書法有明代歌女張二喬摘選《明末南園諸子送黎美周北上詩卷》創作的詩文書法，明清間黃道周妻子蔡玉卿手書《孝經》。

3. 鄉邦文獻。因為袁世凱復辟失敗，葉恭綽為了洗刷自己先前的袁黨形象，開始收集鄉邦文獻(吳中、廣東)。在《矩園余墨》中葉恭綽寫道：“每誦明清間載記所述仁人義士艱難籌策及慷慨捐生，而卒于大局無補諸況，令人隕涕。”這可以說是他的自況之語。啟功曾評價葉恭綽，并作《楝亭夜話圖》跋語，特意提到了書畫鑒賞中，“若只是以神妙能三品從賞玩的角度，其實未足，更重要的是可以見鄉賢的行誼，才是上上之品”，這也是對葉氏收藏的贊譽。

4. 金石。除最有名的毛公鼎外，葉氏舊藏的青銅器有三四十件，其中有8件曾著錄于商承祚的《十二家吉金圖錄》之中。在他收藏了端方舊藏的王莽量器之后，就開始廣泛搜求王莽時期制作的器具，其所藏宣德爐亦有近百具。

5. 佛教藝術。鄭逸梅在《藝林散葉》里曾記一筆：“葉恭綽喜藏佛教圖書文物，實則彼并不信佛。”但在葉恭綽為嗣父葉佩瑲所輯的《過庭百訓》中，說起嗣父雖未奉佛卻有佛心之后，提到自己“奉佛四十載”，并曾加入佛教協會、在上海修筑“法寶館”儲藏佛教文物。不過他對佛教藝術品的觀點是：“余好藏方外書畫，非止以信仰故。蓋識田所蘊，與眾不同;且手眼攸殊、爐錘別具，斬關奪隘、翻海移山，皆視作尋常，故不為時習所囿。”

鑒定之學存爭議

雖然葉恭綽的鑒定方式是往往通過文獻資料的考證，而非筆墨風格入手，但是他也并不乏對作品視覺因素的判斷能力。例如在判斷李公麟《十六應真圖》時，他以“墨采騰踔”來斷定“信非龍眠莫辦”;他也認為祝允明世傳書跡中凡風格縱逸的，多非真跡;題唐或五代人畫《佛像卷》時，他就提到“純粹與中亞及敦煌出土各圖畫同一作風”，還有“樸勁絕非宋以后所能及”，題北宋《揭缽圖》時，則有“不記作者氏名，第筆墨高渾，可決為北宋人作”的評語。

當然，葉恭綽鑒定走眼的情況確曾發生。葉氏著錄在《遐庵清秘錄》中的宋楊補之《梅花軸》，被公認為明魏之璜紙本《擬楊補之墨梅》。葉氏定為元王淵的《竹石雙鴛圖》，王季遷定為“傳王淵《竹梔子花依石圖》軸”，并記下一筆：“葉恭綽以為這張畫是重要名畫”，但這幅畫本是抗日戰爭時期王季遷自己從葉氏手中買走并帶去美國。此外，葉恭綽和吳湖帆還曾各藏一件米芾《多景樓詩帖》，葉本先入手，吳于1945年收得，邵福瀛曾在跋語中寫：“此亦別有一本，都人士大抵見之，所謂葉公之龍也”，對其頗為譏諷。據單國霖考訂，葉氏藏本應為19世紀上半葉的摹本，吳本方為真跡。《遐庵談藝錄》中自標為“五代石恪”之《春宵透漏圖》，則被吳湖帆斷為元人偽作。

吳湖帆曾對葉恭綽的鑒賞水平頗有微詞，在《丑簃日記》中評價葉氏：“膠柱鼓瑟，于畫理不甚明了，完全以理想式鑒別耳。”盡管如此，吳湖帆還在葉恭綽勸說下購入王蒙《松窗讀易圖》，并對其評價頗高。他曾在《梅景書屋隨筆》中寫道：王蒙的畫除了其平生杰作《青卞隱居圖》《葛令移居圖》外，他如“吾家之《松窗讀易圖》……皆妙品也”，這與葉恭綽的評價是一致的。對于此作真偽他也沒有質疑，還用其上的王蒙“天昇”印章作為標準來鑒定其他作品。但據當時參與編訂《中國古代書畫目錄》的謝稚柳助手勞繼雄所著《中國古代書畫鑒定實錄》中記載：“王蒙《松窗讀易圖》卷，資料。謝稚柳說：當初杭州方面托沙孟海去上海找錢鏡塘，請他向吳湖帆買《富春圖》，吳湖帆要與此王蒙《松窗讀易圖》一起賣。沙孟海找謝稚柳，謝稚柳與吳湖帆談，吳湖帆同意只賣一件。后錢鏡塘打電話求證，吳湖帆告知錢鏡塘他沒答應。后沙孟海又找謝稚柳，謝稚柳光火，跟沙孟海說，你去跟杭州講，杭州方面說只買一件，卻跟吳湖帆談兩件，結果就把此圖買來了。此圖原先在北京已鬧了一年，吳湖帆也想要搭賣出去，當時張珩不干。按：饒介題(偽)，文嘉字真。王蒙畫偽，但畫要到明。”這也讓此作的真偽變得更加撲朔迷離。

因人成事的“藏友圈”

雖然陳垣曾在寫給兒子的家書中談到葉恭綽有“官氣”，鄭逸梅也曾調侃：“葉恭綽官交通總長，既卸任，猶喜人稱之為葉總長”，但在當時葉恭綽憑著自己的財力和政治身份，在藝術界的地位非常特殊，往往能夠因人成事。

1. 與景樸孫、顏世清。葉恭綽的藏品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景樸孫，也有很多是來自顏世清。1924年他曾與馮恕共同購入景樸孫所藏的宋元作品，由袁勵準擔任中介，與景樸孫議價。后來葉恭綽又與景樸孫相繼成為了王有林之子王南屏在收藏書畫上的老師。葉恭綽的一部分藏品也于1942—1946年間(葉氏被日本人押解到上海，經濟窘迫)轉入了王南屏之手。而因為二人親密的關系，顏世清的許多藏品都優先轉讓給葉氏。顏氏曾收得北宋燕文貴山水巨跡，十分得意，一跋再跋。而由于顏氏晚年不能保留藏品，此卷即由葉氏收得;《伏波神祠帖》為葉氏1925年購得，后來亦不能保有，出讓給譚敬;李公麟《藩王禮佛圖》購于1926年左右，葉氏屢加考訂;《寒食帖》顏世清曾早有出讓給葉氏之意，只是或因價格沒有談攏而作罷。顏世清的傳世資料極少，所以從其與葉恭綽的交往中可稍微了解其收藏狀況。葉恭綽對于顏世清身后名聲的問題頗為關注，曾勸說顏氏在生前將自己的藏品整理成為目錄，也曾在顏世清逝后建議汪兆鏞將顏世清的名字補入《廣東畫征略》。

2. 與清朝皇室。葉恭綽有一批藏品都來自皇十一子永瑆即成親王的收藏，應是特定時期從成邸中流出的。同樣，葉氏1924年在北京時，曾逢醇王府出售藏品，他還勸說關冕鈞購買了明代霍韜的畫作。恭王府亦有作品流出，而葉氏或間接有購買的機會。葉氏藏品中亦有怡王府舊藏之作。另外曾著《辛丑銷夏錄》的吳榮光許多藏品也流入葉氏之手。

3. 與吳湖帆。吳與葉之間有著頻繁的往來，《丑簃日記》、上海圖書館所藏《積玉集》都有所記載。除葉恭綽外出而到訪不遇的情況，兩人幾乎數日就晤面一次。舉辦展覽會時，葉恭綽似覺得自己無法勝任挑選作品的工作，吳湖帆則將徐邦達等人推薦給葉恭綽作為協助。在收藏方面，兩人互相倚重，藏品相互易手。吳湖帆曾藉葉氏藏品來確定自己藏品的真偽。如他曾利用葉氏收藏的宋拓《黃庭經》后韓逢禧跋尾來佐證自己收藏的虞永興真草千字文。吳湖帆曾經多次送給葉恭綽一些藏品，特別是關于佛教的藏品。吳湖帆的以詞入跋是受到葉恭綽的影響，當時吳湖帆以所藏《梅花喜神譜》請葉恭綽題簽，葉恭綽題了一闋《疏影》。

在生活、社交方面，二人的交往也不少。葉恭綽曾寫信勸告吳湖帆不要再吸食鴉片煙，吳湖帆也曾將葉恭綽告知他如何緩解胃脹胃痛的信件抄入日記。兩人日漸密切的關系也說明了他們開始擁有越來越多的共同利益。在史明理的研究文章中，曾認為是憑借葉恭綽的社會地位和關系網，吳湖帆才能成為海上聲名顯赫的藏家，參與到很多重要的展覽和鑒定活動之中。葉恭綽常與吳湖帆談論政事，從葉恭綽給吳湖帆的一封回信中，我們得知吳湖帆曾請葉恭綽及汪精衛等多人題字湊成一冊。也正是因為其官員背景，他才能在抗戰勝利后吳湖帆被湯恩伯軟禁于上海錦江飯店時，利用關系施以援手，救他出離。

4. 與張大千。葉恭綽與張大千的交游曾有多人專文討論，如包立民在《張大千藝術圈》中，曾專辟一節“張大千與葉恭綽”。但是由于張大千日記存留很少，他的詩文關于葉恭綽的唱和也不多，無法探明二人之具體關系，其實同住四年中，應有許多相關牽涉。為人們所津津樂道的事，有張大千跟葉恭綽商議后買下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也有葉恭綽豪爽地將張大千曾收藏的《曹娥碑》免費奉還。

家族傳承與藏品流散

葉恭綽曾提到自己的鑒藏愛好得自家傳，葉家的收藏歷史則是從其祖父葉衍蘭開始。葉恭綽大約繼承了葉衍蘭收藏的六分之一，包括明人趙左《雪竇山圖卷》、清人張見陽《仿米山水小卷》與羅聘《鬼趣圖》。葉衍蘭的收藏、審美趣味深深影響到了葉恭綽，他在收藏的邵彌作品跋語中回憶道：“先大父舊藏瓜疇畫卷，清逸絕塵，余童年侍幾硯間，遇春秋佳日曝曬時，恒以展玩為樂。”

家傳的收藏行為通常很難持久，葉彤(葉恭綽之侄葉公超的長女)曾在談葉氏家族的收藏時著重探討了家藏的流散。“彩云易碎琉璃散，大都好物不牢堅”，葉恭綽的藏品中，毀于戰爭和意外的有不少。20世紀20年代，葉公超從美國返家時發現其母因治病需用錢，便將一件傅山的書法賣給了一位山西買家，后來葉恭綽只能用四幅王鐸書法交換回這件傅山作品。20世紀30年代，葉恭綽曾委托一位日本友人將宋代黃庭堅《伏波神祠帖》拿到日本去重裝。但由于抗日戰爭爆發，友人在戰時去世，他的遺孀出售了葉氏藏品，《伏波神祠帖》入藏細川家族。同樣在20世紀30年代，葉恭綽的妾室曾偷偷出售了很多葉家舊藏，1938年葉恭綽還曾讓葉公超去上海的日本占領區索要這批藏品。1941年香港淪陷前夕，葉恭綽想要坐飛機飛往內地。他將最好的一批書畫拆裱，甚至割去題跋，只求帶走畫心，但此行未成，書畫卻已盡殘。

此外，葉恭綽也曾多次割愛捐贈藏品。抗日戰爭爆發之際，葉氏將他的佛教收藏捐入上海玉佛寺。1942年，他又將自己的方志、地圖、圖片等藏書及友朋書札都捐給了上海合眾圖書館，現入藏上海圖書館。葉恭綽家人也曾于1960年、1962年和1971年先后三次將所藏書畫、織繡、銘刻類文物20件捐獻北京故宮博物院。據《矩園余墨》記載，葉氏還曾將一部分藏品捐贈廣州市人民政府。2002年12月，葉彤和葉煒將這批藏品共135件捐贈給了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并出版了全品圖錄。同時曾經葉氏題跋、收藏過的名作也持續地在拍賣市場上流傳，如謝時臣《金閶佳麗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