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曉妮(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編輯、《堅凈居憶往來》責任編輯)

一代學者、書畫大師啟功齋名叫“堅凈居”,取自他的舊硯臺的銘文:“一泉之石取其堅,一勺之水取其凈。”啟功先生取“堅、凈”二字作為自己書齋的名稱,并以堅凈翁自稱,反映出了他內心的追求和道德操守。啟功先生的座右銘:“作文簡淺顯,做人誠恒平”是啟功為人和為藝的寫照。可以說啟功不僅在文學和藝術的道路上孜孜以求,對做人他也有著極高的要求。

啟功先生圖片選自《堅凈居憶往》

啟功先生出身皇族,是清雍正帝的第九世孫,但是他表示并沒有受到皇恩浩蕩的恩澤,相反家境并不富裕。十歲時,啟功的曾祖父和祖父等五個親人相繼過世,家業難以為繼,終告破產。啟功先生雖然幼年失怙,但卻受到了很多師友的指導。賈羲民、吳鏡汀、戴姜福、溥心畬、傅雪齋、齊白石、傅增湘、陳垣、牟潤孫、臺靜農、余遜、柴德賡等人都和他有著深厚的交往。其中尤以陳垣和他的情誼最為深厚。學界流傳的他三進輔仁的故事就和陳垣有著密切的關聯,在多篇文章中啟功都提到了陳垣對他的提攜之恩。如《“上大學”》《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陳垣先生教我讀書》等文中都有概述。在《啟功口述歷史》中他寫道:“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我作出了一次重要的正確的選擇,對我來說,這是無價之寶,而幫我指點迷津的恰是陳老師。他指導我怎樣正確衡量自己,認識自己,怎樣擺正自己的社會位置,選好自己的人生舞臺……所以陳校長不但是我的業務導師,更是我的人生導師。”陳垣對啟功耳提面命,啟功也是時刻不忘老師教誨,他多次撰文總結了老師是如何指導他讀書的點滴,并把陳垣的九條“上課須知”時刻記在心中。“萬點松煤寫萬松,一枝一葉報春風。輪囷自富千春壽,更喜陽和日正東。”這是啟功先生為陳垣祝壽時寫的詩。任何一個大師的成功,都離不開名師的教導,啟功先生把這些寫成了《記我的幾位恩師》《溥心畬先生南渡前的藝術生涯》《記齊白石先生軼事》等一系列文章。在《我的幾位恩師》中他詳細地回憶了賈羲民、吳鏡汀、戴姜福、溥心畬、傅雪齋、齊白石等幾位老師的點滴教導之恩。如果說陳垣對他的影響是最深刻的,那么溥心畬對他的影響則是最全面的。可以說,沒有這些亦師亦友的文人的教導和鼓勵,很難成就一代大儒啟功的藝術人生。

啟功先生稱自己“族而不皇”并未享受到皇室的榮華富貴,倒是半生窮困。所以他更懂得寬容灑脫、幽默豁達、寵辱不驚地看待世界。1964年,他的第一部學術專著《古代字體論稿》出版,在學界引起了轟動,日子剛剛走上正軌,“文革”來臨。他被打為“準牛鬼蛇神”,被批判和審查,家中也遭查封。老伴和親人都擔心他受不住打擊。當時他寫下一副對聯:“草屋八九間,三徑陶潛,有酒有雞真富庶;梨桃數百樹,小園庾信,何功何德濫吹噓。”以此表達了他堅強與豁達的人生態度。說到書法,有不少人曾經撰文批評過啟功的書法為“館閣體”。言詞間似乎對啟功的書法不以為意。啟功對此看得很開,他說:“我不在乎別人稱我什么‘館閣體’,反正這就是啟功的書法。”后來在《踏莎行·昔日小照》中他寫道:“開門撒手逐風飛,由人頂禮由人罵。”但啟功先生真的就是那么不在乎別人這么說嗎?其實并非如此。他多次回憶自己早年的經歷,說自己的畫被長親拿去之后,長親卻說:“畫完后你不要落款,請你的老師題寫。”這句話對啟功的刺激很大。從那時起,他就下決心寫好字,給自己爭口氣。從此他一輩子跟書法結下了不解之緣。

啟功先生對書法的態度體現在他的論書絕句一百首中,其中第三十二首寫道:“題記龍門字勢雄,就中尤數始平公。學書別有觀碑法,透過刀鋒看筆鋒。”看出他對書法藝術追求的寫照。廣泛學習古代名家書法碑帖的筆法和墨跡,才能融會貫通,形成自己獨特的書法風格,對自然之美的推崇是啟功對書法美學的一個很好的詮釋。雖然有很多人以易于模仿來貶低啟功的書法,但是易學并不是錯,至少今天啟功的書法依然是書法界一種鮮明的風格特征。在《談詩書畫的關系》中他寫道:“也就是說不是畫家都是詩人,詩人也不都是畫家。但一首好詩和一幅好畫,給人們的享受則是各有一定的分量,有不同而同的內核。”“從探討詩書畫的關系,可以理解前人‘詩禪’‘書禪’‘畫禪’的說法,‘禪’字當然太抽象,但用它來說詩、書、畫本身許多不易說明的道理,反較繁征博引來得概括。那么我把三者關系說它具有‘內核’,可能辭不達義,但用意是不難理解的吧……詩書畫三者間,也有其異中之同和同中之異的。”詩書畫是啟功一生藝術的重要成就,三者之間互有印證,交相輝映,他們共同反映了啟功的美學思想和文化史觀。那就是獨立思考、博而不群。

啟功曾說:“我從不溫習煩惱。人的一生,分為過去、現在、將來。過去的已經過去了,現在很短暫,很快也會過去,只有將來是有希望的。”縱觀一代學者啟功的一生是德、是藝、是恒、是情、是仁者謙光、更是大家風范。今天我們緬懷啟功先生,不僅僅是因為他是一位詩書畫三絕的國學大師,也不僅僅是因為他在歷史學、古典文獻學、版本學、音韻學、訓詁學、文物鑒定學以及紅學與佛學等研究領域的貢獻,而是因為他代表了一個時代以及這個時代中知識分子的命運。也是他作為一位“學為人師,行為世范”的仁者和智者所留給我們為人處世的典范和寶貴的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