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香港作家的接觸，讓我感到，香港其實是個很有文化品位的城市，香港的作家都努力用手中的筆來表現香港的眾生相，表現中國的歷史與傳統文化。

在這里，我看到了俠義精神兒女情懷，對正能量的弘揚以及對邪惡的鞭撻。在我接觸的香港作家身上及其作品里，我都看到了這種文學情懷，讓我不由得尊重他們的寫作。

1997年香港回歸，是上世紀中國的一件大事。當時舉國歡慶的場景，仍恍若昨日，記憶猶新。就好像遠方的游子終于找到了母親，只要有華人的地方就都被興奮與激動包圍著，因為香港終于結束了百年的殖民地屈辱史，這是幾代人浴血奮戰拼搏出來的。那一刻，我內心為之自豪。而今，一晃20年已經過去，我也因為文學的緣故，不斷在認識與理解香港。

在香港回歸前后，我曾去過香港幾次，接觸與結交了很多作家朋友。比如張詩劍、陳娟夫婦，白發飄飄的老詩人黎青，兒童文學作家黃慶云、周蜜蜜母女，作家陶然，后來還結識了彥火（潘耀明），他去年還曾率香港作家團來訪內地。張詩劍是一位很有才情也很富有責任感的詩人，長年來熱心地做內地與香港的文學交流工作，包括編書、組稿，兢兢業業一絲不茍，言語舉止總是蘊含著謙謙君子風，是一位令人信任的老大哥，被我們稱為“香港的活雷鋒”。他身上所具備的這種傳統美德，在他以及大多數香港作家身上都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與他們相處真的可稱得上是如沐春風。

當然還有兩位不得不提的作家，一位是金庸先生，2009年以來，中國作協每年都會吸納與發展兩三位香港作家成為新會員，金庸先生就是在2009年被聘請為中國作協名譽副主席的。他近年來致力于內地與香港的文學交流，使兩地的文學交流產生質的飛躍。還有一位作家是全國政協委員梁鳳儀女士，她上世紀90年代出版了很多財經小說，那時在內地就已經很有名氣，馮牧、王蒙等都曾參加過她的作品研討會。我是近年來因為兩會上與梁鳳儀女士分在同一界別同一小組才逐漸結識并深入了解的，她每年都會提出很多有建設性的提案，涉及香港青少年教育、教材設立等問題，熱情地介紹香港文化與文學，讓我深切感覺到這位委員作家身上所具有的濃郁的愛國主義情懷。

香港一度被認為“文化沙漠”，但與香港作家的接觸，讓我感到，香港其實是個很有文化品位的城市，香港的作家都努力用手中的筆來表現香港的眾生相，表現中國的歷史與傳統文化，有的甚至達到了某種難以達到的高度，比如金庸、梁羽生、溫瑞安的武俠小說，特別是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影響了內地幾代人，甚至被稱為“金學”。還記得當年我拿起書來讀得如饑似渴的樣子，即使后來被改編成電視劇等其他藝術形式，我依然能夠看得如醉如癡。在這里，我看到了俠義精神兒女情懷，對正能量的弘揚以及對邪惡的鞭撻。在我接觸的香港作家身上及其作品里，我都看到了這種文學情懷，讓我不由得尊重他們的寫作。

關于香港，還有一件讓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事。記得10年前的一天，香港分管教育的一個部門聯系我，說想選用我的一首兒童詩《四季的風》做香港中小學教材，讓我來確定稿酬。驚喜之余，我最后放棄了稿酬，覺得自己有義務也有責任為香港孩子們創作他們喜歡的詩歌，給他們以美的享受，后來他們給我寄來一封長長的感謝信，如今10年已經過去，但那封信我至今保留著，因為他們的有禮有節，他們對于作家的尊重。

香港回歸20年了，我在欣喜于祖國強大的同時，依然不敢忘記祖國近現代落后的屈辱。落后了就會被挨打，猶記得抗日戰爭時期很多文化人為保持名節，以難民的身份不斷逃亡，比如豐子愷，他曾用畢生心血建了一棟房子“緣緣堂”，剛建好不久就被日本飛機炸毀了，不得不舉家逃難，一路從浙江逃到廣西、貴州，到定居重慶，那種悲涼的情景，在他的散文中可以看到，蘊含著智者理性的忿爭與真正的憤怒。我曾專門對豐子愷先生的所有作品包括在報紙上發表的譯文進行過通讀、精讀與分析研究，并寫成《喜歡豐子愷》一文。2008年在香港舉辦首屆“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的時候，我談到對豐子愷的認識與理解，他不僅是一位兒童文學作家，還是一位畫家、一位佛教徒，還是很好的翻譯家、音樂家，集多種才華于一身。在頒獎活動現場，我還拜見了豐子愷的女兒———時年80多歲的豐一吟女士——我提前知道她會出席活動，激動之余，專門帶了一本收錄有《喜歡豐子愷》的散文集送給她。

……

不管如何，經過幾代人的努力，香港最終回歸祖國的懷抱。難忘鄧小平同志與英國撒切爾夫人談判時斬釘截鐵、擲地有聲的話語，難忘香港回歸那一瞬間的歡欣激動場景。目睹香港回歸的我們這輩人，又是何其幸運與自豪。

作為一名內地作家，希望能與香港作家有更多的接觸與交往，對香港文化有更多的認識與了解。我向回歸后的香港表示由衷而真摯的祝福，希望香港在未來的日子，有新構想、新氣象，生活更美好，文化更發達，大家齊心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作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