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畢業了。

這個畢業季，我填了幾十張關于未來去向的統計表。在這所頂尖大學里，像我這樣本科畢業就工作的學生屬于少數，每一個老師都反復向我確認錄用通知是否靠譜，一定讓我聯系雇主開一張錄用證明。

學校的就業指導中心人山人海。擠在黑壓壓的人群里，我知道我馬上會成為密密麻麻統計表格里的一個數字，怎么想都是一件可怕的事。

每到畢業季，應屆生人數、就業率、就業平均薪酬的數據，總能吸引整個社會的目光。薪酬高低本是件私密的事，卻成了公眾衡量學校、專業優劣的重要標準，影響風評和后幾年的報考人數。

還在象牙塔里的人不聲不響地關注著這些表格，希望窺見數年后自己的境遇。而站在畢業分水嶺上的幾百萬分之一——比如我，則忍不住把難辨真假的平均薪酬數據往自己身上套，然后戲謔道：我拖了母校的后腿。

當然，這話是笑著說的。笑容能夠掩蓋焦慮。

根據教育部的統計，今年普通高校畢業生比去年要多30萬人。還好在經濟增速放緩的今天，社會更加寬容了，“慢就業”和多元選擇，成為可以接受的事情。

但是，焦慮仍然從每一條縫隙鉆到校園中來。

讀大學時，我們目睹了北京房價翻番。有人算了一筆賬，想要在北京購買一套五環外的小房子，除了數百萬元的首付，月供超過了清華本科生畢業5年后平均薪水最高那個專業的月薪——至少根據那些薪酬統計數字是這樣的。同學們開著“清華北大畢業生都買不起房，還買學區房做什么”的玩笑，臉上帶著笑。

刺激著“天之驕子”神經的，還有一紙戶口，它意味著教育、醫療等一連串公共服務資源。最近幾年，高校畢業生落戶北京的指標也在壓縮，2017年起還實行“總量封頂”。根據清華、北大等高校發布的就業質量報告，最近4年，它們的本科生留京率降低了近一半。我大學最好的朋友在父母的敦促下選擇了去深圳工作，因為那里是一線城市里唯一能為本科畢業的他立刻解決戶口的地方。

細數下來，在北京就業市場最受歡迎的“京、黨、碩、男”四大標準，我只占了“男”一項，就這還是父母給的。

我可能是這個焦慮的群體里最不焦慮的人，因為我不在乎那些表格上的數字和所謂的衡量成功的種種標準。

某種意義上，焦慮和迷茫也許就是人生的常態，每一代年輕人都有自己的彷徨。父母年少輕狂時，也一定思考過人生，可生活的重擔甚至在他們還沒畢業時就降到頭上。

我很少聽父輩談夢想。在他們年輕時，面包真的是一樣重要的東西。30多年來，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70多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們這一輩很少再為生計發愁。但新的迷茫出現了。

在上大學前的那些年里，我們多數人一直被教導要做一個好學生，考一所好大學，卻很少有人懂得要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今天，人們批判大學培養了一群“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感慨當代大學生得了“空心病”，其實我們的人生才剛剛開始。

美國作家亞歷山德拉·羅賓斯曾經和精英學校的學生們共處一年，在《優等生們》一書中，她概括優等生：頭腦中唯一的想法是“成功”，內心里僅存的感觸是“焦慮”。

沒有人不害怕失敗，于是人們趨于保守，選擇從眾。失敗會給人帶來痛苦，但如果因此選擇穩妥和平庸的生活，永遠都不會找到對自己真正重要的東西。

在這個“心靈雞湯”泛濫的年代，似乎人人都在為夢想拼搏，動輒“星辰大海”，動輒“詩和遠方”；電子游戲、二次元動漫，虛擬的世界混淆著與現實的邊界，很多人就此停下腳步，咒罵生活是個騙子。

其實焦慮沒什么可怕的，可怕的是沉溺在這樣的情緒里，連邁出下一步的勇氣都丟失了。

我知道，從今年起，夏天的滋味就變了，它不再意味著大汗淋漓的球場，可以隨時和同學把酒言歡的夜晚。夏天本就是酷暑，暑假只屬于學生。

我們的畢業典禮上，一位教授致辭說，希望我們都能找到心中的召喚，即使不是“為人民服務”這般崇高的理想。

因為那是讓我們之所以為我們的東西。

我喝下了這口濃濃的“雞湯”。我拖了母校的后腿，沒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