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中國，共享單車風頭正勁，而且已經走向世界，成為中國共享經濟模式的最佳注解。它有效緩解了城市交通出行受阻于“最后一公里”的難題，但也給交通管理、城市秩序帶來了不小的管理壓力。如何妥善化解管理難題，不少地方已經開始進行探索。日前，某地交警就開出首批共享單車“禁騎令”，有13615人被禁用，讓許多人大為驚嘆。

共享單車作為一種新生事物，不可避免帶有利弊兩面特征。在其成長路上，管理部門以什么樣的思維和方法來應對，直接影響共享單車的發展。猶記得在共享單車剛出現時，各地管理部門的應對有明顯差異：有的地方城管直接將共享單車拉走，簡單粗暴、一禁了之；有的地方則一切交給企業和公眾自行管理；有的地方則出臺了規范意見，明確相關政府部門、企業、個人的相應權責。在許多新生事物的成長初期，都會遇到這三類管理模式的考驗。幸好第一類管理模式不是主流，同時在輿論的批評聲中不得不轉變，這才有如今的一派繁榮景象。同為新生事物，共享單車有點類似微信，李克強總理上月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就直言：“如果仍沿用老辦法去管制，就可能沒有今天的微信了！”所以，對待各類新業態、新模式，政府管理部門不能一上來就反對、扼制，要有“包容審慎”的態度。

不過，包容審慎不是當“甩手掌柜”，不是把所有問題都交給企業和民間。面對出現的問題，甚至問題有愈演愈烈的趨勢，政府管理部門就必須發揮好管理職能，既要把職責范圍內的事情做好，又要找到適應新業態、新模式的新管理方法。只有這樣，才能削減新生事物的弊端，引導其走上健康可持續發展的軌道。比如，針對小孩使用共享單車造成的事故，某地交警部門聯合教育部門和共享單車企業共同作出規定，禁止12周歲以下兒童使用共享單車。這是極為負責任的表現，值得在各地推廣。再比如，某地實施的“禁騎令”，針對的是非機動車違法，交警部門會將違法人信息共享給共享單車企業，而這些企業將根據違法次數不同而停用違法人使用共享單車不同的時長，最高可停用半年。這同樣是負責任的表現，涉自行車道路交通事故的傷亡數字已經觸目驚心。

“禁騎令”的出發點毫無疑問是積極的，在輿論場上也贏得了廣泛支持，但是在法律層面卻有值得商榷之處。簡單地說，就是法律依據是什么？禁止12周歲以下兒童使用共享單車，那是因為《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明確規定“駕駛自行車、三輪車必須年滿12周歲”。“禁騎令”呢？無論是《道路交通安全法》還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抑或是當地制定實施的《道路交通安全違法行為處罰條例》，盡管都有對違法行為和處罰辦法的明確規定，但并沒有“禁騎”這一處罰條款。如果再翻看“禁騎令”，還會發現這個“令”只是交警部門和共享單車企業聯合發布的一個聲明，其法律約束力有多大？交警部門有沒有權力將違法信息共享給企業？有沒有權力要求企業禁止這些人使用？這些問題還需要重新審視，畢竟要于法有據，不能好心辦錯事。萬一其他一些政府管理部門效仿呢？發個聲明，向企業共享公民個人信息，要求企業剝奪這些人的部分權益。倘若如此，后果將不可想象。

共享單車的發展需要規范，對于地方的探索也應該鼓勵。但對“禁騎令”，還是要客觀看待。在社會一片叫好聲中，筆者提出些許疑問，以供大家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