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我國來說,應加快個人信息保護立法,讓個人信息在法律的框架下安全有序地收集和流通,不給不法分子可乘之機。

“徐玉玉被電信詐騙案”19日上午在臨沂中院一審宣判,主犯陳文輝一審因詐騙罪、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被判無期徒刑,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其他6名被告人被判15年到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處罰金。(7月19日新華社)

時隔11個月后,轟動一時的“徐玉玉案”迎來一審判決,7名犯罪嫌疑人分別被判處無期徒刑、有期徒刑,希望正義的審判能夠告慰這位純真女孩的在天之靈。不過,打擊電信網絡詐騙的斗爭并沒有結束。

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去年底發布《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首次明確達到相應數額標準的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酌情從重處罰”的10種情形,包括“造成被害人或其近親屬自殺、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嚴重后果”等。徐玉玉一案,主犯陳文輝被判處無期徒刑,充分體現了從嚴懲處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原則,具有范本意義。打擊電信詐騙,需要各級法院部門充分發揮刑事審判職能作用,以案說法,震懾犯罪。

不過,審判是最后一道防線,再嚴厲的懲處都無法挽回悲劇。打擊電信詐騙,關鍵還是預防,從源頭做好防范和應對措施。有調查顯示,半數以上的電信網絡詐騙案件與個人信息泄漏有關。公民個人信息的泄露,為電信詐騙犯罪提供了便利。犯罪分子可以通過研究個人信息,對每個受害人進行精準的畫像,為其量身定做詐騙劇本,成功率非常高。徐玉玉正是因為對方能準確說出自己的姓名、住址和學校,才相信了對方的身份。防范電信詐騙,必須堵塞個人信息泄露漏洞,對“精準詐騙”說不。

個人信息頻頻泄露,除了經濟利益驅使外,更重要的還在于法律保護不力。到目前為止,我國尚沒有專門的個人信息保護法律,與個人信息安全相關的法條散布于近40部法律、30余部法規、近200部規章中。這些法律法規零星、分散,既缺乏對個人信息的界定和分類,也缺乏可操作標準。違規出售個人信息的不乏行業“內鬼”,在抓獲“內鬼”的同時,其所在單位應該承擔什么責任,相關法律也沒有明確。這導致一些部門和行業對信息安全重視不夠,保護個人信息意識淡薄。

立法保護個人信息,是國際上通行的做法。目前,已有近90個國家和地區制定了個人信息保護的法律。德國《聯邦數據保護法》對信息泄露行為的懲處格外嚴厲,銀行、電信公司等企業泄露客戶資料信息,將受到經濟和刑事處罰,重者可使其傾家蕩產。新加坡2012年出臺的《個人信息保護法案》規定,公司必須在獲得消費者允許后,才能收集和使用消費者的個人信息,并需要向消費者解釋他們收集和披露消費者個人信息的原因。對于我國來說,應加快個人信息保護立法,讓個人信息在法律的框架下安全有序地收集和流通,不給不法分子可乘之機。

此外,對于公眾來說,需要加強防范意識,提高自身防范能力。天真不是徐玉玉的錯,錯的是我們的學校、社會沒有教會她如何自我保護。痛定思痛,有關部門和媒體應加強反電信詐騙宣傳,多走進社區、學校,向學生、老年人等弱勢群體普及防范常識,戳穿詐騙伎倆,切實提高識騙防騙的意識和能力。（張淳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