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廣州市政府發布《廣州市加快發展住房租賃市場工作方案》，提出，“完善住房租賃支持政策……非本地戶籍承租人可按照《居住證暫行條例》等有關規定申領居住證，享受義務教育、醫療等國家規定的基本公共服務。”其中尤以“賦予符合條件的承租人子女享有就近入學等公共服務權益，保障租購同權”的表述，最受關注，并引發了廣泛而熱烈的討論。

一些人將租購同權解讀為租房也可以上名校，認為這將對房地產行業、對畸高的學區房價格帶來顛覆性的影響。另外一種聲音則不乏擔憂，認為讓租購同權，讓租房子和購買房子擁有一樣的權利，或將打開“潘多拉盒子”。

就在廣州發布租房方案之后，住建部等九部委發布《關于在人口凈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發展住房租賃市場的通知》，通知要求選取了廣州、深圳、南京等12個城市作為首批開展住房租賃試點單位。可見，這不是廣州的自選動作，而是中央的統一行動。而這都源于2016年5月《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快培育和發展住房租賃市場的若干意見》。旨在于培育和完善住房租賃市場，更好保障租房者的權益，降低人們的買房預期，給房地產熱降溫。

“賦予符合條件的承租人子女享有就近入學等公共服務權益，保障租購同權。”看似美好，但一方面，方案沒有提出具體的實施措施，另一方面，方案設置了諸多門檻，要么必須具有本市戶籍，要么是“人才綠卡持有人子女等政策性照顧借讀生”，或者“符合市及所在區積分入學安排學位條件的來穗人員隨遷子女”，并且“其監護人在本市無自有產權住房，以監護人租賃房屋所在地作為唯一居住地且房屋租賃合同經登記備案”。所以，租房也可以讀名校，是典型的一廂情愿的誤讀。

從現實角度來講，在學位數量有限的情況下，入學必然要求按照順序排隊。至于如何確定排位的優先順序，租房的恐怕得排在買房的后面，沒有戶籍的得排在有戶籍的后面。如果優質教育資源供不應求且分配不均的現實，人們對學區房過度膜拜的心理基礎沒有改變，最后的結果或是學區房的房租大漲，能夠進入優質學校的仍然是付得起高昂學區房房租的人。

在西方國家，市民確實只要租房就可以獲得在學區內就近入學的機會。但這建立在一系列基礎之上。以美國為例，公立學校實行就近入學，承擔著明確的保障所有適齡兒童有學可上兜底職能。私立學校則收費高昂，提供高端的、個性化的教育服務，滿足民眾多樣化教育需求。

在公立教育體系內，政府不會斥資打造少數重點學校，而是注重通過政府教育基金的統籌使用來盡量縮小學校之間的差距，資金投入有意識地向排名靠后的公立學校傾斜，以保障教育資源的均衡。美國公立學校辦學還強調特色差異，注重學生興趣愛好的發掘培養、教學方法和課程設置等，家長擇校更多擇的是特色，而不是好與壞。

當然，美國的學校也有好學校與差學校之分，但這是由社區的質量決定的，而且是先有好社區，再有好學校，而不是相反。地方政府約70%的財政收入來源于擁有房產家庭繳納的地產稅，這些稅收是教育經費的主要來源。房價高的地區，稅收豐厚，教育投入也就更充足，而公共服務質量的提升又會推高相應地段的房產價值。租房者所支付的租金中就包含了這部分教育經費，因此得以享受就近入學的權利。

而我國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很大比重來自于賣地收入，公共服務自然會優先滿足購買了房產的市民。

教育財政體制方面，我國實行以流入地政府為主的義務教育財政體制，但是流動人口有相當一部分是跨省、跨市流動，而且在較大的城市，流動人口的居住、工作、消費往往是分離的。打比方說，很多北漂住在燕郊或者昌平，但是工作在朝陽、海淀，主要的納稅和消費也在朝陽、海淀。居住地政府要承擔起教育以及其他公共服務，但卻不是稅收、消費等利益的獲得者。

國家財政對于教育經費的支付是按照戶籍撥付的，一個湖南的小學生在廣州上學，中央財政支付的教育經費仍然是給了這名學生的戶籍所在地，而不是廣州。流入地政府承擔了外來學生的教育責任，卻沒有得到國家財政的相應支持。利益、責任和能力不匹配，事權和財權不統一，導致流入地政府即便想解決流動兒童的入學問題，也是有心而無力。

2016年，國務院發布《關于進一步完善城鄉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的通知》規定，從2016年春季開始，流動人口子女進城上學，“兩免一補”和生均公用經費將隨學生流動，即“錢隨人走”。但是能帶走的不過是中央和省級政府對學生的轉移支付資金，大多數地區義務教育經費由區縣政府負擔為主，這部分經費是沒有理由帶走的。可攜帶的那部分轉移支付資金實際上遠低于隨遷子女在流入地的教育成本，所以“錢隨人走”仍然無法徹底解決其在流入地的教育經費問題。

這些恰恰是租購難以同權的癥結所在。在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情況下，優質教育資源會形成虹吸效應，源源不斷吸引區域外的學生流入。一兩個學生異地入學，流入地政府還可以承受，當成千上萬學生涌入，流入地政府便將面臨巨大的財政壓力，不堪重負。

租購平權所描繪場景的確美好，人們不僅希望房價降低，也希望平等地享受優質教育資源。但要想真正實現租購同權，不僅需要解決好教育資源不均衡的問題，更要深化財稅體制改革，解決公共服務的錢從哪里來的問題，化解地方政府利益、責任、能力不匹配，事權、財權的不統一。否則，一切美好的口號都將是口惠而實不至，就會是鏡中花、水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