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加林,1961年生,杭州人,現為中國國家畫院創研部主任,博士生導師。曾任中國美術學院中國畫系副主任、教授。系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中國畫學會理事,中央美術學院客座教授,中國藝術研究院特聘研究員、客座教授,杭州市美術家協會副主席,杭州畫院副院長。獲第三屆全國中青年德藝雙馨文藝工作者稱號。

年輕時就開始留的一須髯,再配上一頭長發,貌似北人粗獷、實不乏南方之清秀,在人多熱鬧的場合并不多語的他,遇到感興趣的話題常能侃侃而談,讓人忽然醒悟到,在他畫家身份之外所疊加的教師身份和經歷。何加林,微信名“樵甫”, “應把自己當做樵者,因名字里林木多,適時伐木,使木為才”,他如是說,亦如是行。

何加林曾是中國美術學院中國畫系副主任、杭州市政協委員、杭州市美術家協會副主席、杭州畫院副院長……2011年,何加林與其他53名文藝界優秀人士一同被授予“第三屆全國中青年德藝雙馨文藝工作者”。美麗的杭州給予他的,除了求學的環境,還有歷史和文化的浸潤,以及如日中天的事業前景。

然而就在這一年,何加林離開了生活多年的杭州北上,從中國美術學院來到中國國家畫院,雖然仍然在美術的專業圈里,卻是他人生一個重要的轉向。來京之前,月真禪師曾對他說:“你要為了官、為了名就不要去北京。”在思考了半年后,他回答:“我只為了自在。”臨行之前,何加林賦詩一首:“久住西湖五十秋,半生忐忑蕩扁舟。今朝轉步京城去,從此逍遙天下游。”正如他的齋號“雁廬”:“幼時在北方出生,十多歲遷居南方,現在又回到北方,雖然像大雁一樣居無定所,但天地之大哪里都能為家。而我要做的是追求一顆更具誠意、更加自由的藝術之心。”

不回避自己的軟肋與短處

細心的人會發現,到北京后的何加林繪畫風格悄然發生新的變化。這不僅僅是環境的改變使然,何加林坦言更多是京城的工作和生活所給予他視野和格局上的改變。何加林早期作品大多描繪自己兒時生活過的大西北,如《漢中古道行》《華岳山魂》《華岳參天》等。1990年代,他開始嘗試青綠山水畫法,并將都市題材、構成元素融入畫面,創作出《都市風系列》《正是云起時》等作品,取得一定成績。他人生首個作品展就是以青綠山水為主。后又回歸宋元筆墨,開始水墨探索,這也讓他1993年創作的《秋氣嶙峋》獲得首屆中國山水畫大展金獎。之后,何加林常帶學生下鄉寫生,過程中不斷摒棄已有的筆墨習性,從現場所見所聞中提煉筆法,逐步形成自己特有的亦繁亦簡的筆墨圖式,他的《山色空蒙雨亦奇》便是以最簡的大寫意創作的,因此榮獲了第十屆全國美展銀獎。

學畫的藝術道路是人向往文化、印證于古人的一種方式,在何加林看來,并不在于有多高超的筆墨技巧,而是如何在作品中呈現自己的思想與某一階段的追求。所以他的畫作從來沒有固守一種風格,他認為,為了風格而去追求風格是對自己的不自信,也是缺乏想象和思考的表現。于是,在20多年前,他便在教學和教學之余,系統地到大自然中去寫生,以寫生帶動創作,不僅從寫生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園林山水風格,還影響了同行并帶動了一股寫生熱潮。在寫生的過程中,他喜歡用體驗的方式去感受大自然與筆墨的關系,努力忘掉經驗,在一草一木中尋找自己對生命的解讀,寫生的筆墨語言也絕不重復,這個過程快樂而真實。

然而,當他用純水墨的風格畫到一定高度之后,他發現了自己在設色方面的軟肋,并開始做相關的實踐和探索。對一個成名藝術家來說,在作品被大家熟知和認可的情況下作出改變是需要極大勇氣的,因為這不僅要面對技法上的難度,還要真實面對大家對新作品的一些負面評價。現在看來,何加林慶幸自己的堅持,他說:“我從中得到了很多益處。除了讓我的水墨表現力增加了新的內容,也讓我對中國畫色彩本身有了新認識。而我們藝術作品呈現出來的階段,其實就是你人生境界不斷提升的體現,對藝術的思考也能反映出對人生的思考,這種理性而冒險的思考方式,對我來說很有意義和挑戰性。” 這部分被他視為自己的“自我檻陷”,即一個已經成名的人要想超越自我,他在原地上的輕輕一躍,遠不如退后兩步再向前跨越更為堅定和有力。

從普通工人到專業畫家

談到走上繪畫之路,對于何加林來說,更多的是一份內心的熱愛使然,而這種愛是深入骨髓的。你絕想象不到,他曾經是一名電廠的工人,高中畢業前沒有參加過任何美術培訓,兩次報考中國美院,第二次才被錄取……

何加林出生在一個軍人家庭,他的少年時代隨父母生活在陜西。他尤其記得自己與藝術的最初結緣始自音樂。他所在的小城里有個文具商店,里邊有賣小樂器的,口琴發出的聲音令他十分著迷。年少的向往促使他偷偷積攢了三個月的零花錢買到了平生第一件樂器。口琴好聽不易吹,但因為喜歡,他硬是通過自己的不斷練習就在一個月內達到能用口琴吹奏出隨意哼唱的歌曲。這也讓他明白,只要喜歡和堅持,沒有什么做不到的。同樣獲得的,是后來的笛子、足球,甚至是后來的藝術道路。

雖然幼時對藝術的向往和喜愛并不是今后從事藝術工作的必然,但他認為日后在藝術上的感悟很大程度上發端于此。就比如繪畫,中學時,伯父就在中國美院擔任雕塑系老師,那里名家遍布,雖然內心十分渴望,卻因靦腆膽小而不敢主動去請教,從而錯失了很多機會。畢業后,曾干過幾年的搬運工,日薪“八角頭”——八毛錢,還曾經在又臟又臭的小豬賣場工作時寫過一個短篇小說,內容是一個小年輕在街道禮堂成功舉辦了一次個人畫展,就已“自學成才”了。可見,何加林當時的夢想是多么的卑微。后來,他有幸進入工廠當了一名電工,對他來說已經挺知足了,而當出了一次電工事故之后,卻發現這并不是自己想要的未來。一次偶然機會他在報紙上看到西湖美術學校招收業余學員的廣告,便報名參加,一年的努力讓毫無繪畫基礎的他做到了成績名列前茅。抱著這樣的熱情他又開始報考浙江美術學院,在經歷了第一年落選的打擊后,他毫不氣餒,第二年再次報考,最終成為當年浙江美院國畫系山水專業招收的四名學生之一。

考入美院對何加林來說是一個質的飛躍,因為這意味著能夠真正開始系統地學習畫畫,而本科四年他幾乎無日不在臨摹室,與此同時還系統臨習書法。“如果說四年的本科學習對我來說受用最大的是明白如何用審美角度觀察,那么研究生期間童中燾先生對我的影響是讓我學會怎樣用思辨的方式去觀察和思考。”何加林說。而這奠定了他后來獲得中國美院首批實踐類博士生論文高分的基礎。

追求藝術要兼具士人情懷

也許是從導師那里獲得了受用終生的精神財富,無論是留校任教還是在畫院任職,何加林身上始終有一份“師者”職責。作為教師的他始終認為,繪畫應“成教化助人倫” ,而教育是潤物細無聲的。他分享道:“我們現在怎么樣用行動去做到這一點,怎么去教化人,讓人們獲得精神上的升華?這需要我們用良心去教學,不管你是從事哪一門類的教育,都要和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聯系起來,而不是只教技術。中國畫看上去是一個技術活,但是其背后必須有傳統文化思想的支撐。”何加林深深感悟于多年之前馬一浮先生的一句話:讀書,不過是為了轉化你的氣質。他感言:“于我而言,繪畫也是為了轉化自己的氣質……”

曾經在杭州任市政協委員期間,他積極建議為杭州西湖戴上一串美麗的文化項鏈,“多一些供詩人聚會和朗誦的小沙龍,供音樂愛好者聆聽和學習的小音樂廳,讓作家文人聚會并演講的小禮堂……”在西湖之畔還有一個以他齋號命名的雁廬藝術館,它是非營利機構,除了公益展覽外兼做面向公眾的繪畫培訓。他認為,不要總是在我們需要文化理想的時候,只談文化產業的經濟效益而忽視其背后潛在的社會功能;不要總是在我們需要文化建設的時候,讓那些本可以付諸文化項目的空間,被更大的經濟利益所置換。

如今的何加林擔任著中國國家畫院創研部主任一職,從美術教學崗位到全畫院創作研究的行政管理工作,其中的工作量和辛苦程度遠沒有看上去那么輕松,也令其失去很多自己畫畫的時間。面對繁瑣的行政事務,何加林坦言:“剛開始并不能一下進入狀態,但自己除了是畫家,更是一個美術工作者。創研部是畫院的中心部門,很多時候畫院的運轉需要它來支撐,而為畫院所做的服務工作與自己出作品是同等重要的,因為這能給畫院其他畫家帶來很多便利。作為一個畫家不僅要有文人情懷,還要有士人情懷,要對社會有擔當、有責任。”

何加林推崇“致良知、知行合一”的理想人格。在他看來,君子不應過多地苛責外在世界,而該把更多有限的時間、精力、修養用來苛責內心,這也是孔子所謂的“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則遠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