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即一種書寫的行動和心理狀態。意，即主體心中感受到的外物的精神和形象。

寫意有大、小寫意之分。大寫意強調的是精神境界高，筆墨氣魄大。大寫意與書法中的草書觀念一致，有的畫家甚至以狂草入畫。中國大寫意精神既高妙又超凡，應該是比較難以達到的一種磅礴境界。

中國畫的“寫意”始于北宋時期，如歐陽修提出“畫意不畫形”，蘇軾提出“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這些思想深刻地影響著后世繪畫的發展方向。元代的畫家從理論上提出了寫的的概念，如湯垕《畫筌》云：“畫梅為之寫梅，畫竹為之寫竹，畫蘭為之寫蘭，何哉？蓋花卉之至情，畫這當以意為之，不在形似耳。”明以后，這種寫意的美學主張已逐漸發展成熟為繪畫史上代有傳人的大寫意畫派。

兩宋時期的畫家梁楷絕去筆墨畦逕，筆勢粗闊、畫風簡練豪放。多作釋道、鬼神，有“細筆”和“減筆”之風格，“細筆”取法吳道子、李公麟，衣褶用尖筆作細長撇捺，轉折勁利； “減筆”繼承五代石恪的簡括，以寥寥數筆橫掃，墨色淋漓飄逸。對后世簡筆寫意畫的發展影響極其深遠。明代畫家徐渭是從根本上完成大寫意繪畫變革的大家。他的繪畫以水墨為主，重神韻，重筆墨情趣。他作畫自云是“戲”：“老來戲謔圖花卉”。戲是無功利、無目的、不刻意于技巧、純出自然的創作心態。筆墨大刀闊斧、縱橫跌宕，把水墨大寫意花鳥推向書寫內心情感的境界，開創了近代大寫意的體派。徐渭的繪畫對清代的朱耷、石濤、揚州八怪及近現代的吳昌碩、齊白石等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大寫意盡管可以得意忘形，卻很難做到得意忘我。徐渭的淋漓酣暢，可以讓人感受到作者如醉似狂的狀態。齊白石以簡練的筆墨書寫精神，表萬物生命。

他深悟藝術創作中多和少的妙訣，敢于以少勝多，以一當十，描繪對象概括凝煉。他注重用筆的蒼勁老辣與方折勁挺，揮寫自如；用色吸收民間美術的敷色特點，艷而不俗；構圖上，他多以簡潔之圖，塑花、鳥稚拙之美，他兼取文人畫的放逸及宋畫的細致，造就了單純而豐富的寫意畫高峰。寫意畫不著重物理表象的真實，而著重畫家內心的真實。因此，寫意畫在強調表現畫家真情實感的同時，須同時強調游心于萬物，整體把握客觀世界生生不息的變化韻律，不受時空、體面、光色、透視等物理現象的束縛，這即是中國文化中所講的“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既是有我之境，又是無我之境。兩者只有統一才能成就寫意畫的境界。而寫意畫的本質支撐和內在學術理想是“寫意精神”，這也是優秀畫家創作的根本動力。這種敢于超越客觀物象來表現人的精神，無疑這是一種生命的自覺。

中國寫意畫是中國文化的表征，是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圖像表達，也是世界藝術中的東方藝術形象。寫意繪畫在其發展流變中涌現出諸如人物畫家：石恪、梁楷、任伯年；花鳥畫家：徐渭、八大山人、齊白石、潘天壽；山水畫家：石濤、黃賓虹等。無論是從中國畫歷史縱向的延續性，還是從繪畫表現的橫向來講，作為中華民族文化的精粹，寫意畫具有優異的潛質與強大的生命力。

“寫意性”是傳統中國寫意畫獨特的藝術觀念，中國畫的“寫意性”，并不單單相對工筆手法而言的技法體系，而是貫穿在中國畫領域的藝術觀念。它不探究于視覺真實，而注重把握審美對象的內在特質。只是到了現當代寫意性才漸漸淡化，這種狀況的產生有其歷史背景，從積極的方面來說極大地推動了現代寫意畫的多元化發展，形成了表現形式上普遍重形輕意的傾向。因此，寫意問題實質上是形神關系的問題，在中國繪畫美學中，從先秦時期開始，就有非常鮮明的重神輕形的傾向。老子以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孔子則強調“素以為詢兮”。至魏晉時期，王弼從意象言三者的辨證角度，來糅合儒道而為新觀念，更從玄學的角度把道家輕視藝術的初衷引入到藝術的本體之中。這就從更為根本堅實的哲學角度，奠定了中國古代繪畫重神輕形的美學基礎。蘇軾應該是文人畫理論奠基者，其名句“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意氣實際是修養心靈上的一種境界，是表現內心抱負的，從而將寫意與寫形的審美之間有高級與低俗之分。這也是中國繪畫能夠千年不衰，彌久長新的緣由。

中國寫意畫有過輝煌的歷史。而宋元以后的繪畫程式化日趨嚴重，特別是當下，伴隨著西方藝術觀念的滲透，寫意畫對技巧的關心多于對意蘊內涵的深究，著力于表層語匯挪借模仿而缺乏了藝術活力，更多畫家迷戀于外部效果，使傳統技巧變成空洞的形式。偏于手上功夫和手頭“制作”的畫家越來越多，真正能“寫”的畫家卻越來越少。當然，我從不反對用工筆畫去表現當代生活，體現時代精神。問題是現代感不可能孤立存在，還應與歷史同構，只有兩者相融合，才有更強的藝術生命。強調圖式化、肌理效果成為中國畫的主流，寫意大家鳳毛麟角，正大充沛之元神之氣在當今寫意國畫作品中難再見。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大型中國畫的展覽寫意畫的比例越來越小，偏于制作的國畫倒是越來越多。當然，造成當前這種狀況的因素非常復雜：既有藝術本體認識把握和發展創新存有難度的問題，也有經濟大潮的沖擊與大眾文化的低俗化趨向的影響，甚而涉及到管理機制及藝術圈之外因素等干擾。

在我看來，對“寫意”的叩問和追尋則表明了一種理念：技術相對于觀念的選擇不再重要。無疑，只有這樣畫家才可以重新審視中國畫藝術的本質和規律，才能明確自己的文化態度和文化立場。

（作者為浙江傳媒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