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年代，以身許黨、以身許國意味著要為黨的事業和國家興亡舍生取義。解放軍檔案館里披露的一組“以身相許”的數字震撼人心：毛澤東一家為革命犧牲6位親人，徐海東大將家族犧牲70多人，賀龍元帥的賀氏宗親中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2050人。還有，共和國十大元帥中7位負傷共有16個“彈孔”，10位大將中7位負傷共有37個“彈孔”，蘭考縣一個區在戰爭年代一個月內有9位區長為革命犧牲……

一個“許”字重千鈞。真正以身相許，特別是以生命相許，是何等的壯懷激烈。方志敏在獄中所寫《我從事革命斗爭的略述》中披露心聲：我們“絕不是厭世主義者，絕不詛咒人生，憎惡人生，而且愿意得脫牢獄，再為黨工作……只有一死謝黨的時候，我們就都下決心就義。只是很短時間的痛苦，砰的一槍，或啪的一刀，就完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們常是這樣笑說著。”生命誠可貴，作為共產黨人也是血肉之軀、有情有愛之人。以“死”相許之時，也充滿了對生命和美好生活的留戀。但在他們眼里，黨的事業和永不叛黨的誓言更需要用生命去捍衛。

和平時期，以身許黨、以身許國同樣感天泣地、重如泰山。1961年，杰出的核物理學家王淦昌面對人生的重大抉擇：中央希望回國的他放棄自己的研究方向，參加不熟悉但是國家迫切需要的核武器研究。王淦昌毫無遲疑地說：“我愿以身許國。”而回國之前，王淦昌和他的小組發現了世界上第一個反西格瑪負超子。這個發現，讓很多人感到當時的王淦昌想獲得諾貝爾獎只是時間的問題了。可是，從1961年到1978年，王淦昌徹底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投身于生活和工作條件極其艱苦的戈壁荒漠，隱姓埋名，為中國核武器事業作出突出貢獻。“蓋以身許國，但求福利民”，在王淦昌們的心中，黨和祖國的利益是放在最高位置的，為此可以拋棄任何名利。

以身相許，是一種情懷，更是一種決心、一種擔當、一種精神、一種持之以恒的行為。沒有發自內心地對黨和黨的事業的絕對忠誠，沒有一顆對人民和國家的赤子之心，恐怕難以做到。以身相許，有時也是將自己置于懸崖之邊，背水而戰，絕地求生，敢為不能為之事。因為一旦以身許之，就會“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就會內心篤定、毫無畏懼、激情燃燒。

每一個在黨旗下宣過誓的人，都是誓言為黨和人民“以身相許”。但是，有一些黨員干部別說“許”，就是讓他為黨的事業多奉獻一點，工作多擔當一些，為群眾服務多細致耐心一些，都做不到；多干一點工作就叫苦叫累，做出一點成績就要求組織回報，遇到一點困難就打退堂鼓，碰到得罪人的事就躲得遠遠的。還有一些人，以身相許的不是黨和國家，而是大款老板，有的老板“叫他一個小時內趕到，絕不敢超過半分鐘”。

“以身許國，何事不可為；以身許國，何事不敢為”。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有一大批敢于以身相許的人，有“殺出一條血路來”的無畏氣概，有“逢山開路、遇水架橋”的闖勁兒，更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獻身精神，偉大夢想定能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