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布魯塞爾９月１０日電特稿：恐怖襲擊何以成為歐洲的毒瘤

新華社記者翟偉　田棟棟

初到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的人對街頭一幕印象深刻：無論機場還是車站，商廈廣場或是旅游景點，荷槍實彈的軍警隨處可見。即使如此，布魯塞爾今年已遭遇兩次恐怖襲擊。

長期以來，歐洲一直是安逸、平靜的代名詞。但近年來一波又一波的恐怖襲擊徹底打破了這里的寧靜，它像一顆毒瘤，無時無刻不在折磨著歐洲人的神經。

恐怖襲擊呈現新態勢

今年以來，雖然歐洲各國不斷加大反恐力度，歐洲地區的恐怖主義活動仍呈現高發態勢。恐怖分子還有意挑選游客多、人群密集的場所發動襲擊。初步統計數據顯示，今年前８個月，歐洲地區已發生至少１３起恐怖襲擊，涉及法國、英國、德國、西班牙、比利時、瑞典、芬蘭等多個國家，造成至少５８人死亡、３００多人受傷。

法國國家憲兵特勤隊前負責人弗雷德里克·加盧瓦日前接受媒體采訪時說，目前歐洲每４至６周就會發生一次襲擊事件。“以至于相對平靜一段時間后，人們就會預感有什么事情將要發生。”

如今的恐怖活動，既有“獨狼式”恐襲，也有有組織行動。參與巴塞羅那恐襲、芬蘭恐襲等的嫌疑人，沒有案底，沉默寡言，平時與常人無異，更增加了警方的查緝難度。恐怖分子還利用社交網絡進行串聯，并使用日常生產生活工具作案，讓防范難上加難。

此外，恐怖分子還越來越呈現出本土化趨勢。多起歐洲恐怖襲擊的參與者均是土生土長的移民后代。歐洲國家曾對受極端思想影響的人去中東等戰亂地區參加恐怖組織睜一眼閉一眼。隨著“伊斯蘭國”等恐怖組織在中東國家遭到重創，這些人利用合法居民身份返回歐洲。歐洲刑警組織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大約有５０００名歐洲人涉嫌前往中東地區參加“圣戰”，他們已成為歐洲警方的心腹大患。

歐洲陷入“越反越恐”的怪圈

法國哲學家魯文·奧吉安曾說過，產生極端分子的土壤既與歐洲自身社會經濟環境有關，也與國際形勢密不可分。

首先，恐襲增加與歐洲國家的對外干預政策有關。為爭奪資源和市場，歐洲國家一直試圖在中東地區確立自己的勢力范圍。但歐洲國家的強勢競爭和利己政策不僅沒有解決該地區的經濟發展問題，反而從外部導致阿拉伯世界工業化發展滯后，導致貧困和社會財富分配不均，為恐怖主義提供了溫床。

歐洲國家還追隨美國強行推銷“自由民主”，扶持親己政權，人為在中東地區制造分裂。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歐洲問題專家申義懷坦言，歐洲恐襲增多是常年追隨美國外交的苦果。近年來，歐洲國家不但追隨美國參與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還支持“阿拉伯之春”、欲推翻敘利亞巴沙爾政權。雖然一直高舉反恐大旗，但西方國家奉行反恐雙重標準，將反恐問題作為推行其在中東強權政策的工具，非但沒有消滅恐怖主義，反而為恐怖主義提供了賴以生存的土壤，導致歐洲陷入越反越恐的怪圈。

其次，歐洲近年來經濟持續低迷，失業率居高不下，進一步惡化了歐洲社會原本就存在的移民融入問題。

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及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認為，金融危機導致西方國家經濟發展長期停滯，致使中等收入人群收入增長停滯，人們怨恨情緒不斷上升。在英美等國，這些怨恨情緒被投諸于社會頂層的精英和外來移民身上。英美人不愿和外國移民分享他們的“國民身份”和這一身份背后的好處，社會的保守化傾向不斷加劇。

再次，西方民主制度固有的悖論導致社會邊緣群體利益無法得到保障。魯文·奧吉安認為，歐洲國家恐怖襲擊頻發不應僅僅歸結為文明和宗教沖突，它還是社會制度內部沖突和矛盾的體現。另外，歐洲國家的基督教主流文化，對穆斯林文化的曲解和排斥仍較為嚴重。

在歐洲不少國家，穆斯林群體往往被邊緣化。如果說第一代少數族裔由于移民的身份還能忍受，他們的后代則普遍存在身份認同的困難和挫折感，感覺自己沒有被社會平等對待。他們中的一小部分極端分子選擇用暴力對抗“被邊緣化”，但暴力沖突又讓雙方陷入“以暴抗暴”的惡性循環，把歐洲拖入越反越恐的怪圈。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所所長崔洪建認為，歐洲國家應反思各自的內外政策，適時做出調整，才是歐洲長治久安的關鍵。（參與記者應強、韓冰、桂濤、周珺、鄭江華、李潔）（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