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軌跡,有兩次十分明顯的發展機遇,一次是鄧小平南方談話,一次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人口紅利、制度紅利以及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推動中國經濟飛速發展。這兩次經濟大躍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實體經濟的擴張。時至今日,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及其自身改革對經濟發展的推動力仍有很大的潛力。如果說經濟新常態下實體經濟面臨諸多難題,那么,這正是以金融改革的深化釋放新的改革紅利之最佳時機,也是今年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提出要把深化金融改革作為根本動力的意義所在。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金融改革有序穩步前行,利率市場化改革深入推進、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不斷完善、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有序推進、民營銀行試水、存款保險制度建立、人民幣國際化和金融業雙向開放取得新進展,金融改革實實在在促進了實體經濟的發展。

“大鵬之動,非一羽之輕也;騏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對于中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實體與金融如車之雙轂、鳥之兩翼,不可偏廢。長期以來,關于金融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一直是學術界最富有挑戰和最吸引人的熱門話題之一。總體來看,大多數學者認為,金融發展是一把“雙刃劍”,在一定范圍能夠促進經濟增長,而一旦超出一定的度,就會傷害實體經濟乃至誘發金融危機。

最近,英國密德薩斯大學兩位學者利用1970—2010年間101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數據研究了金融發展、實體經濟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發現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依賴于信貸是否流向實體經濟部門。如果信貸規模膨脹速度超過了實體經濟的發展需要,那么,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為負。因此,金融的改革與發展一定要緊緊圍繞實體經濟來進行。

著力振興實體經濟,是深化金融改革的最主要任務。金融要始終向實體經濟聚力,助力做實做優做強實體經濟,金融改革要圍繞如何更便捷更高效服務實體經濟來深化。深化金融改革,要為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作出努力和貢獻。尤其是去杠桿,要把國有企業降杠桿作為重中之重。按照市場化法治化原則,有序推進資產重組和債務管理,開展市場化“債轉股”,更多發揮國家和地方資產管理公司作用。優化不良資產交易平臺,擴圍不良資產證券化試點,設立快速清算通道,提高資產處置效率。

深化金融改革,要從強化外圍監管和內部管理兩個方面入手。所謂外圍監管,就是要加強金融監管協調、補齊監管短板。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確定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強化人民銀行宏觀審慎管理和系統性風險防范職責,增強金融監管協調的權威性有效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我國目前的發展階段,金融體系和地方經濟發展具有盤根錯節的關系,金融風險具有區域性和系統性特征,要健全風險監測預警和早期干預機制,加強金融基礎設施的統籌監管和互聯互通,推進金融業綜合統計和監管信息共享,強化屬地風險處置責任。所謂內部管理,就是要進一步完善現代金融企業制度,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優化股權結構,建立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強化風險內控機制建設,加強外部市場約束。

擴大金融對外開放,也是金融改革的應有之義。要充分利用外部資源為我所用,在引進金融資源的同時,學習國際先進金融管理技術,提升金融風險防范能力和水平。堅持自主、有序、平等、安全的方針,穩步擴大金融業雙向開放,加快建立完善有利于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有利于增強金融有序競爭、有利于防范金融風險的機制。

我國金融改革工作繁重艱巨,必須堅持黨中央對金融工作集中統一領導,扎實抓好金融系統黨的建設,確保金融改革發展正確方向,確保國家金融安全;不斷提升各級領導干部金融工作能力,為金融改革發展穩定創造優良金融生態環境,以優質高效的金融服務推動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端水平,以優異成績迎接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