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抱有天職和強烈使命的人來說,總有做不完的工作和事業,湯一介先生就是這樣的人。到了生命的最后,他是在堅定地同疾病的抗爭中走的,他是在十分操心《儒藏》編纂的宏業中走的,他是在不懈地思考哲學問題中走的。從他走的情景中,我浮想出了先生生前的音容笑貌和他令人敬仰的學術志業精神。

我印記中的湯先生,主要體現在他的溫文爾雅上。先生舉止文雅,平易近人,慈祥謙和,包容開放。這是我從先生身上感受到比較深的地方之一。先生做事很冷靜,即使是遇到比較麻煩的事情,他也總是心平氣和、慢條斯理。先生生前擔任中華孔子學會會長,對于學會中遇到的問題,哪怕是比較棘手的問題,他都十分耐心,盡量采取疏導與調和折中的方法,以和為貴。折中與調和作為政治的藝術很有效,但在人事和人際交往中同樣有效。先生曾說:“我這個人性格比較平和,優點就是能團結人,即使跟觀點不同的人,我都能團結……《易經》里講‘太和’:太和是什么?是和之至,是和的最高程度。其實我覺得人就應該追求太和,各方面都很和諧。”(湯一介:《和記者談心──記者的訪問記》,見《湯一介集》第十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78-79頁)

先生的溫文爾雅,也體現在他的謙虛和包容上。人的自信和自尊,同他的謙虛和包容是一致的。我們不難發現,不少大學問家,學問越大,他們就越謙虛。他們深深知道,學問是一個海洋,無窮無盡,學問再大也只是知識海洋中的微小的一部分。先生說,他從來不認為他講的都是對的,很可能有很多是不對的。一個學者如果認為自己講的都是對的,那他就很難有大的成就。先生在討論學術問題的許多場合,一方面表達自己的觀點和看法,另一方面他又強調這并不是他得出的最終結論,他有時還特意補充說,有不少問題我們很難有最終的結論,甚至沒有結論。這聽起來也許讓人感到沮喪,思考問題、討論問題和探討問題,不就是要得出結論,要找出正確的答案嗎?從學術的目標來說也許是這樣,但在學術領域中要得出十分確實的結論和答案十分困難,在人文領域中這種情況可能更為常見。有時,我們可能會覺得,這是一個十分近似乃至正確的結論和答案,但究竟是不是還要由學術共同體來驗證,因此,在我們提出自己的觀點、看法時,仍然要為不同的可能性留下余地,不要獨斷和自以為是。

記得幾年前,有一次先生在北京的一所著名大學作演講,主題是“尋求文化的普遍價值”。他十分不贊成否定文化中的普遍價值、只講文化差異性的做法。他辨析了文化“普遍主義”與文化中的普遍價值的不同。他認為,我們可以不接受文化普遍主義,但不能連不同文化中的普遍價值也一起否定了,否則我們就會陷入文化“相對主義”的泥淖。從文化溝通和對話來尋求文化共識,從不同的文化中尋求普遍價值的途徑,從多元現代性中尋求核心價值,先生的演講一層扣一層,引人入勝。且不說先生探討問題的高屋建瓴和遠見卓識,就是在耄耋之年演講了一個多小時,也非常辛苦。先生演講之后,沒有休息片刻,就開始回答大家的提問。其中一位年輕人,盛氣凌人,既不謙虛也不禮貌,一下子就簡單地否定了先生的整個觀點和看法,但先生卻十分心平氣和,仍然包容、耐心地回答了他的問題,足顯先生的包容和寬廣心懷。

先生的溫文爾雅讓我們受教的是他的風度、涵養和胸懷。他的剛健弘毅,則使我們從他身上看到了人的頑強意志、超常精神和強烈的使命感及責任感?！吨芤住は髠鳌方忉尅扒浴闭f:“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論語·泰伯》記載曾子的話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边@兩句話都可用來作為先生人生的寫照。

先生的剛健弘毅,主要體現在他對學術事業不懈地追求上,體現在他對哲學問題和人類文化的不斷沉思上。在人生和學術道路上,湯先生和許多老一輩學者一樣,足足有幾十年大好的時光差不多都被荒廢掉了,這是時代的不幸,也是個人的不幸。在改革開放新時期,先生珍惜新機運,在哲學和文化上多開風氣之先,在學術上做了許多研究和探討。先生的重要著述都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他在文化傳承事業上的工作也是在這時期展開的。

哲學的思考和創新,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在專業非常分化的情況下,談論哲學問題則愈加不易。但湯先生在從事中國哲學和思想研究的同時,也堅持進行哲學問題的思考,參與和引導東西方文化核心論題的討論,在不少方面,他都提出了高明的主張和看法。如他對“文明沖突論”的回應,對“新軸心時代”的闡發,對重建中國“詮釋學”的主張,對文化“普遍價值”的認知,都能讓人領略到他的視域、視界的廣度和深度。雖然在晚年,越到后來,先生的精力越加不支,但他依然向我們講他一年的工作計劃,講他打算思考的哲學和文化問題,仿佛疲倦從來就不在他身上發生。他不息地思考和創造,使他不僅成為一位中國哲學的研究家,也成為一位哲學家和思想家,但在此,湯先生又顯示了他的謙虛和高標準。他始終說他自己不是一位哲學家,只是一個思考哲學問題的人,是一個從事哲學工作的人。一些好心人,總想用一些響亮的、大的稱號稱贊他,但先生一概拒絕這些稱號。

習慣上說,事無巨細。先生做事極其認真,哪怕是細小的事,他考慮到的事情都念念不忘,一定要布置和安排妥當才放心。正因為這樣,先生有時晚上休息不好,還想著沒有安排好的事情。讓我們十分敬仰的是,先生晚年主持《儒藏》編纂工程。這是一項十分巨大和復雜的工作,從策劃到組織、從人力到財力、從督促到檢查,先生事必躬親,不厭其煩。先生說這是他的缺點,他對于事情就是放不下,“什么事情都想做得比較好,所以就比較累”。他舉出的就是編纂《儒藏》的例子,說:“我大小事情都要過問,總怕出錯誤,而且常常想到一個最壞的可能,那我就很緊張。因編纂《儒藏》是教育部的重點研究項目,非常大的工程……有22個學校跟我們合作,由我擔任首席專家。這事情如果出了問題,又是一個最壞的可能,我怎么辦?所以我很擔心,很累,這影響我的身體?！?湯一介:《和記者談心──記者的訪問記》,見《湯一介集》第十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78頁)正是由于先生驚人的意志和精神,正是他的高度文化使命感和責任感,《儒藏》“精華版”卷帙不斷問世。我們大概都會有一種感受,身體稍微不舒服,就難以正常工作。如果罹有大病,就更不用說了。但先生在人生的最后幾年,一直是帶著重病工作的。

亞里士多德說:“勇毅和堅忍為繁忙活動所需的品德;智慧為閑暇活動所需的品德?！?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393頁)先生證明了亞里士多德所說的人生的剛健、弘毅和堅忍的品德。最后,我想用一副挽聯來稱道先生的一生:

義不逃責,一志精誠,傳述先賢,立言明哲通天人;

事不避難,殫精竭慮,紹承大典,弘儒事業傳久遠。

(作者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