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記者張代蕾

硬朗矍鑠，思維敏捷，對聊兩個半小時毫無疲態，憑記憶在三面“書墻”中迅速找到想要的書籍、照片和資料……馬丁·阿爾布勞完全不像八十歲的老人。

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阿爾布勞，因倡議和研究全球化理論而享譽國際。如今，在他的案頭，總是擺著一本英文版《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他正在為這本書準備一篇文章，下個月去德國開會時發表。每星期，他還堅持搭乘輕軌到倫敦市區的孔子學院上一次漢語課。

阿爾布勞喜愛中國古詩，多次訪華，了解中國國情。他尤其認為，對西方而言，“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認識和理解中國政策的一把鑰匙。

學中文，從79歲開始

在國際學術界，阿爾布勞的名字往往與“全球化”概念畫上等號。他是最早提出“全球化”的三位學者之一，上世紀90年代就以《全球時代：超越現代性之外的國家和社會》一書奠定了在全球化研究領域的先鋒地位。

他曾任英國社會學會主席，是社會學權威刊物《國際社會學》的創刊人和前主編。榮退后，阿爾布勞從未停止學術研究，依然筆耕不輟，并為英國社會科學院下屬“全球中國研究院”義務工作。今年7月，他赴華參加一個國際學術會議。下月，他又要前往德國開會。

“不斷學習，才能使人保持思維活躍。”訪談中，他多次向記者強調。去年，79歲的時候，他開始學中文，每周一次的中文課堂，已經堅持一年。他的書房放著厚厚一摞漢語教程。隨手翻開一本，上面有他用鉛筆記錄的聽課筆記。

阿爾布勞說，他從小對中國懷有“莫名的興趣”。18歲時，還是高中生的他課余寫過一篇幾十頁的長文，題目就叫《中國歷史》。但興趣歸興趣，他卻遲遲沒有想過要學中文。

“現在一周一次課太少了。我還只會用中文說‘我叫馬丁，我是教授’，”他感嘆，“沒能更早學中文，是我這輩子一大遺憾。”

在阿爾布勞看來，漢語是一種完全不同的語言，代表著另一種思維方式和世界觀，“如果我從18歲就開始學習，那將成為我人生一筆巨大財富”。

來中國，讀懂中國特色

從劍橋大學獲得社會學博士學位后，阿爾布勞先后受聘到雷丁大學和加的夫大學工作。在加的夫大學人口研究中心工作期間，1987年，他受中方邀請首次來華。此行，他旨在對當時中國推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展開社會學調查。

首次中國之行，阿爾布勞去了北京、南京、杭州以及江浙一帶的幾個村莊。當時，一些帶有“中國特色”的經歷讓他切身體會到東西方文化的巨大差異，但這并未妨礙他公正、客觀地觀察和理解中國。

這次田野調查后，阿爾布勞認識到，當時西方一些人對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看法有失公允。在遞交給加的夫大學的訪華報告中，他寫道：“中國的生育政策源自中國獨特的國情，這是理解這個政策的基礎……不能脫離中國特色來加以評價……‘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理解這一政策最有用的鑰匙。”

阿爾布勞對中國的理解和友好，也體現出他在學術研究中倡導的“實用普遍主義”準則。他認為，在全球化時代，各個文化主體之間僅靠語言來互相理解遠遠不夠。持不同價值準則體系的主體應該學會求同存異，互相尊重與合作。

阿爾布勞認為，自己的這一準則與中國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所倡導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理念非常一致。

從1987年至今，阿爾布勞訪問中國近10次。2012年以來，他以客座教授身份每年在北京外國語大學開班講授全球化。每次從中國返回英國，他都會帶回一些紀念品。他的家中陳設著清代陶瓷罐、花鳥水墨畫等，書架上好幾層中國書籍：《菜根譚》《京華煙云》《中國城鎮化》……

阿爾布勞向記者自謙：“我不是研究中國的專家，我只是中國的好朋友。”

一本書，激發新的研究

從2015年起，阿爾布勞的學術印記又添一筆亮麗的“中國色”——研究《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的英國專家。

當年，該書英文版在英國發行時，身為“全球中國研究院”專家的阿爾布勞出席發布會并致辭。在那之后，他接連受邀做了好幾場關于這本書的講座，他自己也對這部著作越來越感興趣。

“我喜歡這本書，不僅因為它與中國有關，也不僅因為它包含巨量信息可供西方讀者參考，更是因為對我這樣的社會學家而言，它的內容能激發思考。它的思想深度是其他西方領導人寫的書所難以企及的。”

如今，阿爾布勞有了新的研究計劃：以《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一書為基礎，做一個中國和西方的比較研究項目。“我相信，這將是一次非常有意義、有收獲的研究。”

阿爾布勞的書桌上，這本厚實的書夾滿了彩色便箋，標出他正在閱讀和研究的內容。他翻開其中一頁，指著“命運共同體”的英文，要記者把它的中文寫下來并標上漢語拼音。

“命-運-共-同-體，”他接過書，按照拼音念出來后非常開心，“太美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