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蘇省社會科學院黨委書記、院長,江蘇區域現代化研究院首席專家 夏錦文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實體經濟是國民經濟的根基,對一國實現經濟持續增長、改善人民生活、提供就業崗位、提升國際競爭力具有重要意義。振興實體經濟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在新常態下,推動實體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必須正確處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制造業轉型升級、互聯網經濟以及對外開放等多方面的關系。

處理好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系

由于短期利益驅動,近年來不少地方出現了實體經濟邊緣化的情況。但是,抑制“脫實向虛”并不是要摒棄虛擬經濟。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結合,將給人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帶來革命性變化。事實上,虛擬經濟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虛擬經濟的產生源于實體經濟的內在需求,實體經濟的正常運轉和快速發展離不開虛擬經濟的支持;另一方面,虛擬經濟如果過度發展將會導致泡沫經濟,積累經濟風險。因此,必須遵循客觀規律,在壯大實體經濟的基礎上引導虛擬經濟有序健康發展,充分發揮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的“助推器”作用,形成虛實結合、良性互動的經濟運行局面。

處理好傳統制造業與現代互聯網經濟的關系

傳統制造業是實體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前要運用現代互聯網改造提升制造業。特別是在以移動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迅速發展為特征的新業態對人類生產生活方式影響不斷加大的情況下,制造業必須超越傳統制造業發展的思維,實現“互聯網+傳統產業”等的多向滲透。尤其是要充分發揮“互聯網+科技服務”“互聯網+商務服務”“互聯網+金融服務”及“互聯網+政務服務”等優勢,快速響應顯性市場需求,積極挖掘潛在市場需求,促進資金、人才、科技、品牌、信息等創新要素的集聚共享,為制造業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處理好政府有效激勵與尊重市場規律的關系

雖然在市場體系發育不全、企業資源供給不足的情況下,政府的介入確實有助于實現經濟趕超。但是,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政府保持過大的配置資源權力容易導致資源配置效率和生產效率低下。因此,政府應當秉承“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理念,改變過去慣用的行政性手段和計劃經濟思維。具體來講,就是要簡政放權,加強激勵創新的有效制度供給,制定有利于技術創新、市場競爭等的法律法規,構建起有利于維護市場公平競爭、促進企業自主創新和提高產業競爭力的產業政策體系,從主導要素資源配置向注重市場監管、公共服務等轉變。

處理好金融改革創新與實體經濟改革的關系

金融作為融通資本的主要手段,是實體經濟的血液。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指出,“金融要把為實體經濟服務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當前金融資源向實體經濟流動的渠道還不夠暢通,融資難仍然是諸多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面臨的一大難題。解決融資難既需要通過金融改革創新提高金融服務和調控的有效性,同時也要提升實體經濟回報率。只有這樣,才能使金融更好地發揮其對實體經濟的重要支持作用。

處理好“招商引資”與“招才引智”的關系

不可否認,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招商引資”。今天,我們要逐步邁向創新驅動發展,讓自主創新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引擎。但是,自主創新與對外開放、引進外資和國外技術并不矛盾,需要在注重對外開放質量的基礎上消化吸收和融合創新。新一輪的對外開放應重視“招才引智”,即通過本土市場需求規模和結構優勢,將全球創新人才為我所用。當前應該抓住更多發展空間與機遇,建設新的國際合作框架,充分吸納全球科技、人才、知識等要素,積極培養與引進高層次創新創業人才,特別是掌握國際先進高新科技的高端研發人員和善于應對國際競爭的科技型企業家,提升實體經濟的科技含量。

處理好兩種開放發展模式的關系

過去,我國憑借勞動力、土地等資源優勢,利用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實施大規模國際產業轉移的機遇,承接國際生產外包,從事代工生產和加工組裝,有效促進了實體經濟發展。這種“本土低端要素+國外需求市場”的發展模式,是以國際代工模式切入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價值鏈低端為主要特征的。它容易造成產業結構低端化、能源資源緊缺和生態環境壓力加大等諸多問題,不利于實體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在新一輪全球化進程中,我國應當依托國內市場需求的規模優勢,通過企業國際化、人才國際化和城市國際化來集聚和配置全球創新要素,以此推動創新型實體經濟發展。這種立足“國內需求市場+國外創新要素”的開放模式,其內涵至少包括:一是主動擴大開放領域,由制造業開放向服務業開放擴展,提升制造業服務化、國際化水平;二是主動利用國外資源,擴大經濟輻射力,從原來單一“引進來”,向“引進來”與“走出去”并重轉變,將企業經營活動擴展到多元化的海外市場;三是積極參與國際經貿規則的制定,掌握對外開放的主動權與發言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