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最新一期《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將今年中國經濟增長預期上調0.1個百分點至6.8%，為今年第四次上調，這在IMF歷史上非常罕見。中國再次成為全球增長最快的主要經濟體。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接近三成。在世界經濟復蘇動能不足的背景下，中國經濟的穩步增長尤為珍貴。

黃育川（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世界銀行前中國局局長）

愛德華多·佩德羅薩（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秘書長）

塞維利諾·卡布拉爾（巴西亞太問題研究中心主任）

索特·茲瓦特（比利時布呂格爾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世界越來越離不開中國

黃育川：中國的巨大發展改變了國際格局，重塑了全球經濟關系。中國經濟體系是前所未有的，中國的規模之大、地區多樣性等，都給外界分析中國經濟增加了難度。中國經濟表現良好，國內生產總值穩健增長，相信中國經濟未來10年還能保持5%—6%的增長。從長遠來看，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一定會逐漸下降，但相比于亞洲其他已經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如日本、韓國、新加坡等，中國的經濟規模非常龐大，發展潛力也大，經濟持續增長的時間也將更長。

愛德華多·佩德羅薩：中國在不少方面實現了跨越式發展，例如在移動支付和電子商務領域，中國都有許多經驗可以與世界分享。作為世界上發展最快的經濟體之一，中國還可以發揮領導作用，繼續推動經濟改革進程，探索保持市場競爭力和創新能力之道。同時，我們也期待看到中國可以在國際金融危機中表現的那樣，把不穩定和缺乏審慎監督可能帶來的風險最小化。在互聯互通方面，中國創造性地提出“一帶一路”倡議，這有助于將歐亞經濟體與亞太地區聯系起來，也有利于加強現有的世界貿易組織、亞太經合組織等多邊機構。

塞維利諾·卡布拉爾：中國在世界政治、經濟等領域起到非常關鍵的作用，其他國家需要對這個東方大國有更深入的了解。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國家及機構間應加強對話，促進交流互鑒。今年9月12日舉行的“1+6”對話會就是一次很好的嘗試，中國與多個國際經濟機構開展對話，讓世界聆聽中國的聲音，并向外界傳遞信心，這很重要。

同時，世界應對“一帶一路”倡議、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命運共同體等有更深入的了解，從中可以發現中國在處理國際多邊事務中的考量與方向。最后，還要加深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理解，這一點對于真正了解中國很關鍵。

索特·茲瓦特：近些年來，中國取得的成績令世界矚目，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在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增長乏力的大背景下，中國經濟發展可謂“一枝獨秀”，它對推動全球經濟增長貢獻了主要力量。很難想象，如果中國經濟也陷入衰退的泥沼而不能自拔，世界經濟將呈現什么樣的景象。事實證明，無論是全球經濟事務，還是其他國際事務，都越來越離不開中國的參與。強化溝通與對話是加強相互了解最為直接的方式，在深化合作中也能加強雙方的相互了解與信任。

一帶一路提供多種選擇

黃育川：“一帶一路”是一個非常好的倡議，它提供了一個“開放的框架”，提供了多種選擇。亞投行的建立非常重要，一方面可以讓整個國際機構體系運作更加高效，更加有競爭力和責任感。因為國際機構更好地履行義務，不僅有政治上的積極意義，而且會真正改善民眾的生活，幫助提升國家治理水平。另一方面，為參與國家提供更多選擇，讓發展中國家有更多參與權和發展權。

愛德華多·佩德羅薩：開放的世界經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我們敦促各國政府重申對自由開放的貿易和投資的承諾。如何解決目前面臨的挑戰有許多途徑，在東亞地區，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是東盟與其對話伙伴簽署的第一個類似協定，仍在談判之中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將進一步鞏固這類“10+1”自貿協定。

由于世界范圍內的保護主義情緒似乎在上升，完成RCEP談判顯得更加重要，它將發出非常強有力的信號——東亞地區正在致力于進一步推動自由和公平的貿易。中國和東盟可以通過共同努力，確保RCEP成為一個高質量的協定，促進該地區經濟持續增長。同時，RCEP也被看作是亞太自貿區實現的路徑之一。

塞維利諾·卡布拉爾：美歐一些國家政策趨于保守內向，其最根本原因還是源自經濟危機帶來的經濟不景氣，迫使這些國家政府更多關注本國利益，而對于開放的態度趨于保守。解決這一問題只能依靠全球經濟重回快速、可持續發展的軌道。

索特·茲瓦特：在世界經濟不景氣、債務危機、難民危機得不到根本解決的情況下，一些歐洲國家的多項政策逐漸“向內轉”，愈發趨于保守。不管是經濟上對外來資金設置多重障礙，還是在對待移民問題上強硬，歸根結底，他們都是希望以此維持自身的優勢與利益。隨著歐債危機的爆發，歐洲經濟急轉直下，外來移民也就成了眾多問題的借口。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這些“自閉”的行為很顯然是“不合時宜”的，他們應該做的是摒棄保守觀念，強化國際合作，為已有的問題與危機選擇解決途徑。

發展是解決當前

問題的主要辦法

愛德華多·佩德羅薩：自20世紀90年代初“烏拉圭回合”談判結束以來，全球貿易規則沒有大幅度更新，但全球貿易的業務模式卻發生了變化。亞太地區和亞太經合組織一直扮演著“孵化器”角色，思考在新態勢下如何更新規則。許多亞太經濟體已經啟動了雙邊和區域自由貿易協定。然而，收入不平等加劇和一些經濟體對貿易中“得”與“失”的錯誤看法，對貿易自由與公平構成了挑戰。

塞維利諾·卡布拉爾：歷史的車輪不斷向前，不同國家間受自身利益影響難免出現分歧。國際社會應首先明確目標，達成共識：只有發展才是解決當前所面臨問題的主要辦法。其次，各國應摒棄零和博弈的國際秩序觀。如今，許多挑戰需要多國共同協力解決，合作無疑是國際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因此，國家間應求同存異，共贏發展，攜手應對全球性挑戰。最后，要進一步加強協商，使之成為彌合分歧的重要方法。加強政策對話，拓寬討論平臺，爭取讓更多的國家參與其中，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展開交流。只有這樣才能增進理解、擴大共識及務實合作。

索特·茲瓦特：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入發展，各個國家和地區的聯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緊密，大家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斷加深。只有加強溝通與對話，加強國際協調與合作，妥善處理分歧，加強相關規則的制定，才能共同推動國際秩序朝前發展。這就需要在國際協調與合作中，大家在政治上、經濟上平等相待，在文化等領域又相互尊重，和而不同。

解決貿易不平衡

需要共同努力

黃育川：用政治方法解決貿易問題，往往是錯誤的。因此，需要從總體貿易和雙邊貿易兩個視角看待貿易平衡。例如，中國與美國和歐盟之間存在一種結構性貿易順差，其中多半被與其他國家的逆差抵消。

愛德華多·佩德羅薩：經濟繁榮很大程度上是全球經濟快速融合的成果。未來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在不損失貿易或放緩全球化步伐的情況下，促進經濟增長更具包容性。為了防止猖獗的保護主義破壞自由貿易、經濟一體化和全球化，有關政府和組織必須把技術利用起來，并確保工人能夠參與全球市場。商界、政府、教育機構和工會需要制定有效的方案，讓工人們可以掌握在新環境下保持競爭力的技能。伴隨著技術變革的飛速發展，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但也并非無法解決。

塞維利諾·卡布拉爾：保護主義是全球經濟下行的產物，一些國家企圖通過限制進口等相關措施來轉移失業及其他國內問題，維護自身利益。歷史表明，自由貿易可以為經濟發展提供動力，而保護主義常常帶來貿易爭端并損害各國利益。

中國堅持開放政策，是貿易自由化堅定的支持者。當前，各國應該加強溝通，達成共識遏制貿易保護主義。通過磋商對話妥善解決貿易糾紛，避免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在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機構框架下進行平等開放貿易，同時對相關貿易機制進行積極改革以應對不斷變化的貿易保護主義舉措。此外，還應建立健全貿易保護預警機制，做好前期防范工作。

索特·茲瓦特：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生產能力與要素在國際范圍內不斷發生轉移，形成國際產業分工，這成為全球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解決貿易不平衡問題不能僅僅依靠某一經濟體或國際組織，需要各個參與者共同努力。

對貿易中的某一方來說，可以對自身經濟政策、貿易政策等多方面的政策進行調整，以扭轉自身貿易失衡問題。從大的范圍來看，出現貿易赤字的經濟體可以更多通過提振外需來平衡，相應地，貿易盈余經濟體則可以注重加大內需來推動平衡。此外，傳統的貿易統計方法也需要改進，以客觀反映全球供應鏈的貿易現狀。

推進結構性改革

做出表率

黃育川：中國正在進行結構性改革，是意識到了問題所在，在這點上中國政府的決策是非常正確的。中國政府在宏觀管理與激發市場作用之間往往能扮演很好的角色，取得平衡，實際上這是一個難度很大的任務。中國重視創新，提出“中國制造2025”。一般而言，創新有兩種，突破性創新和實踐性創新，前者是重大的技術突破，后者則是采用別人的先進技術以提高生產率和勞動效率。中國在這兩方面的創新都不錯。

塞維利諾·卡布拉爾：在世界經濟不景氣的背景下，中國經濟近年來實現持續快速發展離不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國政府針對經濟新常態，結合發展中面臨的結構性問題作出決策，依靠改革推動經濟結構調整以及產業優化升級，減少重復、低效的過剩產能和無效供應。同時堅持擴大開放，積極參與國際分工。

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的孕育成長，成為支撐經濟增長的新主力軍。開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等都是改革的具體行動，也為中國經濟在未來的持續快速發展打下了基礎。在未來，中國的結構性改革仍將面臨不少挑戰，但持續深化的改革將為世界經濟增長貢獻力量。

索特·茲瓦特：在世界經濟復蘇乏力的背景下，中國經濟取得穩健增長，對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也最為重要，這得益于中國推進改革取得的成就。通過結構性改革，中國的生產率和就業水平都得到了提升。中國的結構性改革取得了好成績，也將為其他經濟體推進自身結構性改革起到表率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