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2016年1月1日起實施的最高檢、最高法《關于辦理刑事賠償案件司法解釋》，符合“解除、撤銷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拘留、逮捕措施后，辦案機關超過一年未移交起訴、作出不起訴決定或者撤銷案件”的情形，屬于國家賠償法第17條第2項規定的“終止追究刑事責任”。

對于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國家賠償，是以實際羈押天數計算的。《國家賠償法》規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賠償金按照國家上年度職工日平均工資計算”。潘強文被批捕盡管“持續7年”，但實際羈押的時間為21天，獲得5000多元的國家賠償金，也是有據可依。

至于精神損害賠償，國家賠償法雖然規定，“致人精神損害的，應當在侵權行為影響的范圍內，為受害人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造成嚴重后果的，應當支付相應的精神損害撫慰金”，但就此案而言，“嚴重后果”卻很難得到賠償義務機關的認可，故而通過正常的申請程序，難以獲得相應的精神損害撫慰金，至多是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罷了。

但是，這種權力的救濟對于潘強文不過是“杯水車薪”。除了失去人身自由的痛苦，在長達7年的時間里，時刻處于刑事追究的巨大壓力之中，本身就是一種精神上的“折磨”。在中國的人情社會，在“吃官司”問題上糾纏不清，光是鄰里之間的指點，就會讓當事人背負過大的輿論道德壓力。

不可否認，精神損害賠償進入國家賠償范圍，體現了國家法治的實質進步。從浙江“叔侄案”賠出精神損害撫慰金45萬元，到“呼格案“的國家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100萬元，看似天文數字的精神損害賠償，彰顯了國家對權力侵害公民權利的重視。然而，除了產生重刑的冤假錯案，那些不起眼的冤假錯案，同樣有嚴重的后果。

除了權利上的救濟，追責問責的程序也不能少。對于拘留、逮捕、起訴、審判的程序和標準，刑事訴訟法規定得很清楚。批捕了7年未開庭，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縣檢察院一位負責人說，之前之所以未給當事人答復，是因為“搬家造成案卷堆積，實在找不到”。如果是這種低級錯誤，有關辦案部門和人員，有沒有失職瀆職的問題呢？

尤其奇怪的是，2011年11月8日，洋縣人民法院以潘強文不能到案為由，決定不予受理，而潘強文卻表示自己隨時能到案，雙方的各表話語，究竟誰更為可信，還需要在進一步核查中得到確認。如果在調查中發現，有關辦案機關存在責任過錯，就應當及時啟動問責追責程序，這既是法規制度的剛性要求，也是體現公平正義的必然要求。

公平正義不是一張虛幻的畫餅，需要實實在在的舉措來保障。只有不放過每一個疏漏，從立法上快步跟進，壓緊每一根責任鏈條，才能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才不會讓類似批捕7年未開庭的現象重新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