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

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三大攻堅戰同時打響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12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舉行。會議明確,推動高質量發展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今后3年要重點抓好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三大攻堅戰。會議強調,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則作為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要長期堅持。

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的專家表示,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高質量發展提高到新的高度,意味著高質量發展已經成為中國經濟進入新時代的重要標志。其中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等仍將成為2018年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也是堅持穩中求進總基調的堅實支撐。

基礎 高質量發展成宏觀調控根本要求

會議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也進入了新時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推動高質量發展,是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是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然要求,是遵循經濟規律發展的必然要求。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總經濟師徐洪才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當前高質量發展已經成為經濟進入新時代的一個重要標志,而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目的就是要提高供給質量。提出高質量發展歸根到底是民生導向,就是為了解決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從而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和獲得感。根本出路就是通過改革促進創新,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通過創新向全球價值鏈高端邁進。

廈門大學宏觀經濟研究中心副教授王燕武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高質量的發展必須是全面可持續的健康發展,是經濟效益的改進,是社會公平的改善。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提出,既是對現階段經濟發展特征的深刻認識,也是經濟發展的目標指向和動力。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宏觀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王志剛表示,高質量發展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增長的動力從要素驅動轉變為創新驅動,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將作出更大的貢獻;經濟結構變遷呈現出優化升級的特點;經濟增長成果惠及所有人民。

對于如何實現高質量發展,王志剛認為,關鍵在于發揮好政府和市場的協同作用。政府要繼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行結構性政策;同時要加強政策的協調,在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的前提下持續不斷地優化經濟結構;在制度建設方面,現代企業制度、要素市場制度、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等都需要持續改革以實現新的制度紅利。

值得一提的是,會議指出,推動高質量發展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必須加快形成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政策體系、標準體系、統計體系、績效評價、政績考核,創建和完善制度環境,推動我國經濟在實現高質量發展上不斷取得新進展。

對此,北京大學經濟研究所常務副所長、經濟學院教授蘇劍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這是對高質量發展理念的細化。首先,高質量發展必須有一個適當的量化評價體系來進行績效評價,以判斷經濟發展質量的高低;其次,要建立合理的政績考核體系,能夠根據我國經濟發展的目標和各個地區、部門受到的約束來綜合考核政績;第三,需要一個完善、合理、對癥而且可以同時進行多目標管理的政府調控政策體系;第四,對于各個指標都必須有一個穩定、清晰、易于理解、易于實施的統計標準,即標準體系。

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也表示,一系列指標體系的制定意味著對地方政府高質量發展提出的要求更高,有利于更好地實現經濟轉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未來可能還需要進一步細化各個統計體系。

暨南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劉金山表示,此次高質量發展將供給側改革作為推進高質量發展八項重點工作的首位,可見供給側改革仍將是明年工作的重中之重。未來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是要通過創新發展世界制造業產業集群。二是減稅清費降成本,針對制度性交易成本,要繼續加快轉變政府職能。三是在去杠桿的背景下,不能使企業面臨過于緊縮的資金環境,在此基礎上引導更多資金進入實體經濟。四是在去產能去庫存的同時,通過公共服務的底線保障來緩解就業壓力。

攻堅 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成攻堅之首

會議確定,按照黨的十九大的要求,今后3年要重點抓好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三大攻堅戰。其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被放在首位。會議提出,重點是防控金融風險,要服務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促進形成金融和實體經濟、金融和房地產、金融體系內部的良性循環,做好重點領域風險防范和處置,堅決打擊違法違規金融活動,加強薄弱環節監管制度建設。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董希淼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12月上旬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工作會議均提出將“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作為今后3年經濟工作的三大攻堅戰。其中“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排在首位,其重要程度可見一斑。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此的描述與政治局會議的描述又有所不同,前者強調“要服務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促進形成金融和實體經濟、金融和房地產、金融體系內部的良性循環”,后者則是“要使宏觀杠桿率得到有效控制,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增強,防范風險工作取得積極成效”。相較而言,前者對防風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單要去杠桿、化解風險,還要能夠重塑金融、經濟、房地產之間的秩序。

董希淼認為,總體來看,去杠桿和嚴監管的宏觀政策目標與高質量發展的根本要求一致,預計2018年將繼續保持,但去杠桿并未放在明年的八項重點工作中,或預示著節奏和力度有所緩和;貨幣政策的主基調仍將是穩健中性,經濟下行壓力不容小覷,實質性加息(存貸款基準利率調升)的可能并不高;財政政策仍將是積極有效,并更注重支出結構的優化;未來,監管政策將更加健全,貨幣政策、監管政策和財政政策之間的協調也會更加平滑有效。

方向 “穩中求進”仍是主基調

在今年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穩中求進總基調被作為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提出要長期堅持。會議強調,“穩”和“進”是辯證統一的,要作為一個整體來把握,把握好工作節奏和力度。要統籌各項政策,加強政策協同。積極的財政政策取向不變,調整優化財政支出結構,確保對重點領域和項目的支持力度,壓縮一般性支出,切實加強地方政府債務管理。穩健的貨幣政策要保持中性,管住貨幣供給總閘門,保持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健康發展,更好為實體經濟服務,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王志剛認為,2018年宏觀調控仍然延續2017年“穩中求進”的總基調,財政、貨幣政策取向也不變——仍然是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這可以保持政策的延續性。首先,積極的財政政策取向不變,更加強調要調整優化財政支出結構來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特別指出要切實加強地方政府債務管理。這符合十九大報告指出的未來3年重點做好三大攻堅戰的要求。其次,貨幣政策穩健不變。2017年是要調節好貨幣供給總閘門,2018年是要管住貨幣供給總閘門,實際上意味著貨幣總量要保持適度規模,要避免貨幣過多帶來的各種資產泡沫或風險。最后,防風險的基調不變。實際上在12月8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對三大攻堅戰首位的防風險做出具體布置,那就是要“化解重大風險要使宏觀杠桿率得到有效控制”。此外,會議再次強調要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金融監管的重點是“堅決打擊違法違規金融活動,加強薄弱環節監管制度建設”,這是宏觀審慎監管的要求,金融監管的重點是補制度短板,這是長效機制。

王燕武認為,總的看來,2018年的關鍵,一是以需求結構的升級方向為瞄準目標,繼續穩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淘汰過剩產能、落后產能,鞏固改革成果;二是注意去杠桿與穩增長之間的適度平衡問題,警惕外部經濟環境變化造成的負面沖擊;三是要處理好國有企業與私營企業之間的關系,積極探索社會資本、民間資本與國有部門的有機融合,做到互利雙贏,引導民間投資增速的提高;四是要做好應對全球性貨幣寬松環境收緊的準備工作,科學合理制定明年的M2增長目標和財政赤字目標。(記者 班娟娟 林遠)